背米自救
地震发生之后，除工商、税务之外，政府的档案都抢出来了。派出所塌了2间，但户口、档案、电脑、枪支弹药、印章全部抢出来了。干部自己家的家具什么的都没拿出来。信用社把300多万现金，抢出来用飞机运出去了。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遇到三大难题，必须解决。第一个是危重伤员必须解决。5月12日到5月18日，5天时间活活看见死了4个。医院夷为平地，无法手术，伤员死因一般都是流血过多。所以邓参谋长过来看以后非常心痛，说地震没有死的人，坚决不能再死一个。我们和邓参谋长及时联系，5月18日把我们这里120多个危重病人全部用直升飞机运走。
第二大难题是帐篷问题。4300户夷为平地，我们却只有31顶帐篷，老百姓没地方住。
第三大问题是粮食问题。我们禹里老百姓比较稳定，没有惊慌。但在第一时间我们下去调查，看到很多老百姓家被夷为平地，吃的没有，穿的也没有。
我们联系了个体老板，和他们商量他们的粮食由我们政府来管理，地震当天晚上就派了巡逻队到他们粮店的门前驻守。第二就是和超市联系，叫老板把超市关了，由政府管理。政府还接管了一个粮店，有4吨多粮食。另一个粮店只有豌豆，老板相当配合，非常愿意。到那种情况他也没办法。如果他往出卖，肯定要被哄抢。我们派出所派人去执勤、站岗。一开门，老百姓都要买，那是保命粮，一斤米卖2斤的钱都给。我们收过来，对灾民进行统计，先发给那些没粮食、断炊的，所以到现在老百姓一直没发生恐慌。
我们当时4300户，14500人。除去外面打工的，差不多有1万余人。每一天我们消耗5吨米。一直到28日，我们收到的大米，只有空投的10吨大米。这些天老百姓就吃土豆、萝卜、库存的余粮。
5月22日、23日我们就知道空投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看着它连续投到山上，有的挂在山上，有的挂在电线上。地震以后山上到处是裂口子，我们看到也不敢去捡。
算了一下，老百姓自己库存的粮食最多的能维持十几天，一般人家只够五六天。我们和指挥部联系，知道在擂鼓镇有粮食，但是没办法运进来，我们就发动群众出去背米。由村支书带队，组织了100个青壮年。计算起来，每个人背60斤米，他们一次能背6000斤。
昨天(5月31日)，有军队从平武去茂县，到我们地界，运了20吨米过来——茂县过来的路已经通了。我们这边9个村每人发了10斤米，可以解决10天的问题。而底下的村子，人均只发了2斤。 ★
从1976年至今，党育新的成长经历，正是一代唐山地震孤儿难以完成的苦痛修复。30多年后，她面对新一代地震孤儿——这一代孩子未来的路会怎么样呢？
★ 本刊记者/孙冉
5月19日，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7天。
绵阳市中心医院，太多的伤者，太多的哀痛者。生者不平静，伤者不平静，平静只属于角落里的一个孩子。
孩子瘦弱得像颗黄豆芽，四肢纤细，脑袋由于过大而耷拉在肩膀上。医生说，是脑部积水造成的。
“黄豆芽”只有两个月大，不哭不闹，平静得异常。她对7天前的那场灾难是否有记忆，谁也不知道。她的目光透露着惊恐和对新环境的不安。
7天前，她被母亲抱在怀里。房梁压在母亲身上，致命伤来自于头部一道拇指长短的伤口。母亲蜷缩着，为孩子留下足够的空间——在母亲蜷缩着的身体下，“黄豆芽”像种子一般奇迹地活了下来。
邻居们在废墟中听见哭声，把她从母亲的怀里抱出来。孩子收住哭声，自此平静得异常。人们也许觉得她哭得太累了。
那一天，孩子的名字“母牵琦”有了新的含义——母亲用生命牵出来的奇迹。护士们都说是个好名字，不过都不愿去面对奇迹的背后——母子生死两端的现实。
没人懂得“黄豆芽”那份异常的平静，都认为是脑部积水的结果。
19日，从外面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抱着“黄豆芽”说，我知道孩子没事，孩子什么都懂，孩子知道自己失去了母亲。
这个中年妇女叫党育新，唐山大地震中的一个遗孤。32年前，她只有6个月大。
32年的噩梦
32年前，唐山大地震，党育新全家一共5口人遇难，惟有她，活了下来。
把她从废墟中抱出来的解放军说，在废墟中，她不停地哭。父亲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伸着胳膊，把她递到废墟的外面。
解放军从她父亲手里接过孩子，孩子不哭了。父亲早已死去多时。
那一刻，人们给她起名叫党育新——党孕育的新生命。没人说，她是父亲用手送出来的奇迹。
5月19日，党育新抱着“黄豆芽”，感觉抱着的正是32年前的自己。那时她是否也是这么一副黄豆芽的样子，什么时候开始像个正常孩子哭闹的，这些党育新都不记得。唯一的记忆是她两岁后的一张照片。那上面，党育新胖乎乎的，和两个姐妹站在一起。她们三个都姓党，人们都称“党氏三姐妹”。
搜救到她的解放军，后来给党育新说，当时她很健康，胖乎乎的，一点伤都没有。她父亲也很好，致命的伤口很小，看上去走得很安详。
这些话，党育新从来都不相信。5月17日，她在电视上看到“黄豆芽”被解救的镜头，就觉得电视里那个孩子就是她自己。
32年前，党育新和500个唐山孤儿被送到石家庄一所福利院(育红学校)。她是那些孩子里最小的一个。那一次大地震，造成4000多个遗孤，其中1000多个和党育新一样生活在福利院里。
在福利院里，孩子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定时睡觉、起床，一起玩耍，形影不离。有时这是一种快乐，有时这也是一种集体化的孤独。
党育新记得，那时福利院的孩子特希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人去慰问他们。
32年来，党育新时刻都在幻想着有个父母，但这仅停留在幻想。“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的概念，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我们孤儿就是这样。有人说我们孤儿没有教养就是这样。”党育新现在有时觉得自己很自私，觉得自己以前被亏欠的太多了，“工作后，我想买什么，不论多贵我都买给自己，变相地回报自己”。
党育新的梦想后来差点成为现实。有一对奥地利的夫妇来收养唐山遗孤，“党氏三姐妹”同时入选。福利院的阿姨说，谁乖，谁就有家。党育新觉得自己最乖，肯定讨人喜欢。最终，老大党育红被选去，因为她没有任何亲戚。
党育新不能去，是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亲人，她还有个姥姥活着。
她至今对当时的姐姐党育红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嫉妒。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育红去了奥地利，如今连中文都不会说，也忘了她们，不想回来。
她还说，福利院里，阿姨和蔼得永远像别人家的阿姨，从来没人对她们这些孤儿唠叨过。后来长大了，她很羡慕人家有父母的唠叨。自己没这个唠叨，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何处会碰壁。
9岁那年，她被送到姥姥家。她说，她和姥姥有亲情，生活却没保障。姥姥没有工作，生活很苦，需要舅母给生活费，每月20，还要“看人脸色”，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孤儿院虽然苦，但毕竟不用为生计发愁。党育新很想回福利院。
她给福利院的阿姨写信，希望他们来接她。她不知道石家庄的孤儿院(育红学校)1984年已经解散。等了许久，也没有阿姨来接，她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被那个集体“遗弃”了。
从小没人告诉她长大会怎么样。来例假了，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也不喜欢和姥姥说话，姥姥从来没有告诉她爸爸妈妈的事，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2004年姥姥去世，党育新开始觉得姥姥不容易——因为死了女儿，自己再苦也要把外孙女拉扯大。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育新就跟着唐山心理干预援助团来到绵阳。她知道自己心理也有点问题，但内心里想到汶川来看一看32年前废墟中的唐山和她自己。
她在医院抱起“黄豆芽”那一刻，终于明白做一个母亲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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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如鹏
编辑：
高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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