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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邱庄被迫改制:变公有为民营取消福利
2008年04月28日 05:10南方日报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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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离场 村民自治复兴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大邱庄好是好,但都只是个人的,和我们无关,禹书记那阵是真的好,因为他想着的都是集体。现在?都是各干各的呗。”

毫无疑问,单论GDP,大邱庄镇正在享受“庄主”禹作敏死后从未有过的辉煌,尽管这样的荣耀已经不属于“大邱庄”,而是“大邱庄镇”。进一步说,这样的辉煌只属于少数厂长和老板,似乎和大邱庄普通百姓无关。

“村里上亿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穷得连供暖费都交不起。”4月10日傍晚,记者去一位村民家里采访时,时间已接近晚上6点多,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记者在昏暗的客厅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夫妇依然没有开灯的意思。

“还是禹书记那阵好,连电费都不用花钱。”而比窘迫生活更可怕的是,更多人正在失去生活的来源。像那位刘姓村民,一个月只能在自己亲戚家的厂子里干上半个月,其余时间就处于失业的状态。

20多天前发生的那场风波,再次暴露了这个明星村的尴尬。

“如果你们早来20天,那就热闹了。”记者在拜访大邱庄万全街道的一位村民时,这位刘姓中年男子操着一口浓重的静海口音说。

对“热闹”的注脚,大邱庄流传着三个不同版本。

刘姓村民很坦白地告诉记者,2008年3月17日万全街道200多人去镇政府“散步”,当时还打了标语。

“现在村里有钱的人大概占10%,没钱的占到90%。”万全街道的一位领导告诉记者,贫富分化正是“万全风波”发生的背景。

“原先是向一个方向使劲,后来是向自己那里使劲”,著名农村学者于建嵘教授认为,“万全风波”折射的是百姓对禹作敏时代前后治理模式的突兀与不适应,使贫富分化问题凸显。

“散步”有了一定的成果。在万全街村民看来,“万全风波”最重大的收获就是以签名的方式选举出了村集体的领导班子。

4月2日,新的领导班子正式开始运转。“现在的领导班子和老百姓是一条心”。有村民如此评论。

组织者谈起此事时,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我们就是挨家挨户去签名,结果有超过一半人同意罢免原来的村主任”。

据知情人士透露,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根据《村民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只要有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最后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即罢免成功。

村民居然可以依法罢免村委会主任,在15年前的大邱庄这显然应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村民告诉记者,新任的村主任叫刘永华,是禹作敏时代“能人”刘万全的儿子,也是禹作敏的侄女婿,原来是大邱庄小学的校长,很受禹氏家族的器重。1993年被捕之前曾任万全集团代理总经理,后被判刑四年,出狱后曾在外面做生意。

据村民们介绍,由于万全账目混乱,他们对原任村领导班子非常不满意,又十分怀念刘永华的才干,所以此次把选票投给了他。但刘永华却非常低调,并不愿意说什么。

被迫的改制

1993,对于大邱庄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浪漫主义的集体时代和禹作敏一起被“颠覆”,个人主义时代由此谢幕。大邱庄贫富分化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被埋下的。专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把1993年的中国形容为激荡的一年,大邱庄亦是如是。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苑鹏看来,即使禹作敏没有被捕,大邱庄在1993年之后的日子也会过得相当艰难。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向基本明确下来。城市国有企业转轨逐渐面向市场,乡镇企业开始面临更大的竞争。

“当时有句话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树’,以前依靠在体制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乡镇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另外,乡镇企业本身的社会包袱太重,他们一出生就有点反市场经济的味道。”苑鹏认为。

经过了两年的准备,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

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必须改,企业受不了。”被称为改制后“轻装上阵”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

变公有为民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

新华社一篇报道称,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含着眼泪说:“我们急过、蹦过、跳过、哭过,四大企业集团的老总有的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

“虽然单干有种种不如意,当时的改革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改革还是正确的”。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点的企业的老板,大部分还都是当年的厂长、经理、会计等等。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时代就是住着别墅,现在仍然住着别墅。

从某种程度上说,禹作敏的死给大邱庄带来转机,由于矛盾暴露得早,大邱庄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的产权改革。

即使大邱庄的工薪阶层,也能清醒地认识到产权改革的意义。大邱庄长江道上一位杂货店老板说:“虽然那时候集体什么都分,但手上确实没钱啊,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多块,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产权改革更大的意义是提供自由创造的空间,如果没有产权改革,也不能产生如今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友发钢管。

1993年还有一段历史被大邱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禹作敏事发之后,除了原来的四大集团瓦解,大邱庄镇政府也建立了。知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项继权教授看来,大邱庄镇的建立打破了村庄的封闭,被国家权力接管的大邱庄,正常的秩序减少了威权人物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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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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