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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改革
与禹作敏时代的高调不同，大邱庄现在的官员一再挂在嘴边的词是:低调，没有人再提“天下第一庄”，有时这种低调甚至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
在大邱庄采访期间，记者曾数十次致电大邱庄镇主管宣传的杨主任，希望能和现任镇党委书记面谈。他首先申明现在关于大邱庄的一切宣传都需慎重。追问再三，杨主任才道出现在大邱庄面临很多问题，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等下半年，“有需要的时候”再请记者来报道。
而镇领导不肯接受记者采访，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记者就万全的问题采访当地村民时，村民们都觉得记者大惊小怪，“有什么好奇怪的，经常有人跑到镇政府去‘闹’，前几天满井子还去闹了呢。”
现在的大邱庄依然面临着不少的矛盾。
污染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据当地村民介绍，满井子村民上访的原因就是因为污染问题。记者专门绕大邱庄边的河道转了一圈，河水已经完全变成黄褐色的锈水，河堤边被水浸过的野草也全是一片怆然。
尽管周边仍然是广阔的田野，大邱庄的天气即使在白天也是一片灰蒙蒙的。在从百亿道上望去，卡车在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烟尾，友发的镀锌厂，蓝色的化学雾气在厂区蒸腾。
除了污染，大邱庄本身的经济严重依赖钢铁产业，且由于大多数企业达不到国家标准，如果国内钢铁行业稍有风吹草动，“吃钢铁饭”的大邱庄势必收到很大影响。
还有些问题显然已超出了大邱庄的能力解决范围，比如土地。禹作敏时代把大邱庄的土地收上去交给了其中一个大队去种。而现在，万全街道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农村户口，去年就有村民到镇里去“散步”，后来村和镇里一起决定每月发给500块钱。
同时，由于外来人口扩张厉害，本来属于村民的宅基地变就成了稀缺资源。村里想出的主意是去抓阄，你想买多少个，先交多少订金，然后有多少个抓的机会，结果甚至有人想买十个，到手后就卖出去。
与土地相联系的，是名义上已经变成城里人的大邱庄村民，“即使户口本上盖个非农业的戳，依然不能解决社会保障，也不顶用”。
“股份制改革仅仅是第一步，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只靠经济手段解决的”。刘永华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
(记者 胡剑龙 天津报道 统筹 胡键 周志坤、张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权力、产权和权利的边界
福利和自由并不一定矛盾
于建嵘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来思考禹作敏及其遗产的话，我想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禹作敏的命运和大邱庄的发展具有一定特殊性。虽然禹作敏只是大邱庄的一位村支书，但在中国，这种村庄领导人的政治身份背后是国家权力，是国家和执政党赋予了他掌握村庄公共资源的合法性。这种权力帮助禹作敏成就了“天下第一庄”，也使他获得了超越村庄领导人的政治地位。从体制角度来看，自治性村庄和国家政权是有着不同的权力运行逻辑的，将它们混为一体容易产生一种自以为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虚幻力量。禹作敏没有认识到两种权力的边界而挑战了体制的底线，也就最终决定了他悲惨的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禹作敏是那个崇尚权力的时代的产物，也是权力边界不清之制度环境的牺牲品。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改制所出现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应与当年大邱庄集体和村民个人之间的产权不明晰相关。在禹作敏时代，集体表面上是大邱庄人的集体，却与禹作敏个人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禹作敏就是集体，集体只是他权力边界的一个符号。也许他的人格和权力能保证大邱庄的代理人维护这个集体，但他却无法保证没有他的大邱庄会有真正意义的集体经济。许多事实都表明，模糊不清的集体财产比国有资产还容易被人掠夺。因此，当禹作敏这样具有符号性质的强势人物倒掉时，原来名义上属于大邱庄人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就必然会在混乱中有所流失。今天我们可以把大邱庄的许多不和谐与一些人“合法”地改变了大邱庄集体时代的财产关系联系起来，但这些绝不能成为否定以明确产权关系为目标的改制的理由。
也许当年大邱庄人真的享受过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各项福利，但同时他们也付出了“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这样的代价；也许今天真的有许多普通大邱庄人表示愿意选择回到那个他们生活过的衣食无忧的集体，但这绝不能证明以牺牲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为代价的“禹作敏专制式的福利”的合理性；也许对于大邱庄的某些弱势人群而言，禹作敏们创造的“家长式福利”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们的怀旧情绪只不过在表达在市场经济中的无助，是对当今存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所表现出来的不满，更是对未来的社会福利的期盼。
事实上，让全体成员通过各种方式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福利和自由本来并不一定是矛盾和冲突的，只是在禹作敏们创造的“集体经济”中才成为了两者只能选其一的东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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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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