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拉萨暴力事件发生至今已经一月有余，大量事实表明:这一事件是达赖集团“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的。

人们不禁要问:达赖集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集团？“西藏流亡政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结构和人员构成如何？达赖家族与“流亡政府”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表面上的“三权分立”，实质上的“政教合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藏学研究所的权威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一语道破了达赖集团及其“流亡政府”妄图分裂祖国，妄想“西藏独立”、图谋复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的本质。

“流亡政府”成立 图谋“西藏独立”

在西方和印度反华势力的庇护下，叛逃后的达赖1960年5月移居到印度西北部康拉县一个名叫达兰萨拉的小镇。同年9月，达赖集团召集外逃的西藏贵族和原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藏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等，在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的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正式成立“西藏噶厦政府”，后来改为“大雪域国政府”，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会议公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宣布达赖为政府“首脑”。

专家指出，这个所谓的“流亡政府”，从噶伦到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是由外逃藏人中少数坚持分裂祖国、主张“西藏独立”的反动僧俗上层、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其他藏区的土司、头人担任的。这次会议标志着以达赖为首的背叛祖国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正式形成。

1963年10月，达赖集团正式公布了“西藏国宪法”，1991年修改为“流亡藏人宪法”，两部“宪法”都明确了达赖喇嘛在其集团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流亡藏人宪法”宣称，要“使未来的西藏区域(整个卫藏、多堆、多麦三区)(说明:指藏、青、川、甘、滇等省藏区)成为一个非暴力的和平区”。

专家指出，与第一部“宪法”比，修改后的“宪法”除了增加“自由”“民主”“和平”等词汇，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没有什么不同，实现“西藏独立”、把西藏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民主国家”的最终目标没有改变。

达赖集团创作了将佛教劝世语言和“西藏独立”幻想相结合的“国歌”，并将集藏传佛教教旗与旧藏军军旗于一身的“雪山狮子旗”规定为国旗。

“西藏流亡政府”大厅中悬挂着一幅“西藏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甘肃的三分之二、四川的三分之二、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

“这个区域就是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大藏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朱晓明研究员说，其目的在于以此笼络流亡藏人各地区势力，争取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

专家同时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是在国外反华势力精心策划和支持下，由达赖等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成的一个非法组织。时至今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三大系统:为分裂活动提供组织保障

达赖集团所谓的“流亡政府”分为三大系统:达赖喇嘛秘书处、“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会议”。过去数十年中虽有部分改变和调整，但其组织机构基本框架并没有大的改变。

达赖喇嘛秘书处就是旧西藏时的“译仓”，又称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或称达赖喇嘛办公室。旧西藏的“译仓”隶属噶厦并受达赖的总堪布领导，如今的“译仓”则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关，实际权力超过旧西藏“译仓”。噶厦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译仓”呈报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经“译仓”审核、盖章方能生效。

达赖秘书处还负责处理达赖的私人事务，如为其起草讲话稿，安排日常活动，奉命为其发表声明、接见记者等。

专家指出，“噶厦”是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枢即“内阁”。“噶厦”之名是清朝中央政府钦定的，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噶厦”，标志着“噶厦”从那时起即为非法组织。

根据“流亡藏人宪法”，“噶厦”应设8名“噶伦”，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噶伦”任期5年。几经改组，一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当上了原来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担任的“噶伦”。

专家介绍，达赖集团自1959年叛逃至今共组建了13届“流亡政府”。目前有7个“噶伦”，首席“噶伦”是桑东。“流亡政府”目前下设20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内政部、财政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等7个部和其他下属单位，共有从业人员2900多人。

专家介绍，有充分证据表明，“3·14”拉萨事件中，“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人将“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还对“安全部”、“宗教与文化部”等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西藏人民会议”是达赖集团为笼络川、青、甘、滇各省藏区外逃藏人和迎合西方国家的需要而给自己披上的西方议会式“民主”外衣。

专家指出，“西藏人民会议”其实并非达赖集团的新把戏。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聚集在印度噶伦堡的少数西藏反动上层，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在美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之下，就曾于1949年11月8日以“西藏国民会议”的名义向联合国发出过“呼吁书”；西藏和平解放后，少数反动分子为了破坏十七条协议，又曾多次打出过所谓“西藏人民会议”的牌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国阴谋活动。

因内部矛盾重重，“西藏人民会议”就代表名额的分配多次进行了调整。基本分配办法是按照3个地区--多麦(安多)、多堆(康区)、卫藏(前后藏)，和5大教派--宁玛、噶举、萨迦、格鲁、苯教--平均分配，自行选举产生。由于达赖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地区矛盾、教派矛盾以及各种派别组织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人民代表”和“人大常设会”的选举时暴露得最为明显和突出。1988年2月，第十届“人民会议”在激烈的争吵中组成，时隔仅一年，即因台湾金钱丑闻案宣布解散。

“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2006年9月成立，有46名代表，43个通过选举产生，另外3个由达赖任命。”四川藏学研究所专家介绍。

“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达赖集团于3月中旬成立了7人组成的“西藏团结委员会”，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宣称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将直接领导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开展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的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奥运会、妄图分裂祖国的丑恶目的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