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４日，第１８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晚会。张艺谋（右）和王毅（中）大使十分亲热。一旁是日本经济团体会长奥田硕（左）郑岗／图

三年前，王毅出使日本。在东京召开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问答始终围绕着这几个词：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日本入常、反日教育。王毅坦陈，当时中日间“存在严重政治障碍”。

三年后，当他结束大使任期之际，终于可以说，中日关系“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间外交，曾经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而回看王毅使日三年间，当两国高层交往陷入困境时，“以民促官”的思路再次成为突破口。

这次的主角之一是王毅。当“与日本各界接触”成为“对日方针”时，王毅走遍日本，进行了超过百场的演讲，邀请日本民众到中国使馆“走邻居”。

“中日外交从低谷中走出来，是水到渠成。”一位中国外交官对本报记者说，“而这渠中之水，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大使馆面向日本民众的工作。”

在中日关系的冰冻期里

2004年9月，王毅出任中国驻日大使，媒体不约而同用了“临危受命”。中日关系当时正处于低谷。

旅日学者刘迪记得，哪怕在冲绳的出租车上，司机都会说“中国太可怕”。东京街头，常可以见到中文告示，内容竟是“警惕可疑的说中文的人”。如凶案的凶手是日本人，报纸就只有一条消息，一旦凶手是中国人，报道立刻连篇累牍。

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官千叶明等日本官员认为，王毅使日是中国“重视中日关系的积极信号”。当时，王毅和整个中国驻日使馆团队要面对的，远不是传递积极信号这么简单。当时，两国东海油气田争端正酣，而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中国也暗示要动用否决权。

“和早年友好的时期相比，那几年的工作很不顺心。”一位外交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2001年到2005年，中日政府首脑没有互访。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王毅和日本外务省进行多次交涉。他言辞犀利，称李登辉可能成为“战争制造者”，警告日本不要“自食其果”。日本媒体为此批评王毅“过激”，甚至表示“怀疑王大使对日本抱有的善意”。

在这一年，中日关系的坚冰日见增厚，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

“过去中日间的问题，更多的是政府间的分歧，对老百姓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多少影响。”中国驻日使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但是，冰冻期太长了，舆论也推波助澜，所以国民感情的因素日见凸现。”

出使日本前，王毅对国内媒体所说的一番话，或许正鉴于此。 “这次赴任将……积极地、广泛地与日本各界接触。”他说。

大使不出面，谁出面呢

2006年1月，供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刘迪在策划“中国大使馆寄赠讲座”，希望邀请中国使馆的官员向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中国。“没想到王毅大使亲自来讲了第一讲，题目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经济形势’。”

随后，加上中国驻日使馆的全部9名参赞，这个系列讲座办了整10场。

其实，早在2005年1月，王毅就已在早稻田进行过“中日关系和地域协作”的演讲。据共同社报道，王毅用日语演讲后，接受提问，“态度随和亲切，学生对他印象很好”。

三年间王毅作了多少场演讲？大使馆相关人员的回答是“数量惊人”。“针对不同人群，王毅大使要准备不同的演讲稿，很有文采。”大使馆相关人士介绍说，“这是前几任大使做不到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日本民众，王毅都说日语。而且，他的日语很高雅。”共同社资深记者河野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王毅特别了解日本的想法，也坚持中国的原则，但最难得的是，他能把中国的想法，以日本人能接受的方式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