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掳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德宗实录》卷四二七。)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四七六)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四六六。)《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三四七页。)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二十九日的上谕。

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一九○八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二册五一八页。)康有为这封书信的主旨在于说明光绪“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如所谓“慈孝感召之诚”云云，即是自 欺欺人的谎言。康有为进一步声称:”推袁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康有为的这段话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袁世凯为了自求解免，向荣禄、西太后邀宠，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谋围颐和园”一类的谣言呢？须知，一经查实没有此事，袁世凯的欺诳之罪也不会很小。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不会这么干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五五○——五五一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八。)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书后中称，他写这篇日记，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五五五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八。)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

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之。(《戊戌变法》第四册三三二——三三三页。)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戊戌变法》第四册三三二——三三三页。)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勤王”。(《戊戌变法》第四册一六一页。)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又说:

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戊戌变法》第三册五六二——五六四页。)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皇帝聘请的顾问，参与维新机密。光绪求救的密诏传出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分别拜访他，和他一起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忆自然也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许世英在回忆录里说: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听到“围园”的有关传说，曾经跑去问刘光弟，刘说:“确曾有此一议”。(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五卷第四期二六页（1961年4月）。)许世英的回忆录写于晚年，他没有说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