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民主一党制 新加坡民主启示录
2009年07月13日 15:20 天益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第三种基层民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基层民众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直接监督地方官员,有助于提高地方基层官员为民办事的政治素质。然而,这一民主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也会遇到政治整合方式的若干困难。在现行体制的政治整合方式中,地方基层干部对上级命令的贯彻与执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政治整合的基础。中国的中央政权,是靠数以万计的基层地方官员对中央负责来到保证的。然而,基层民主选举将会使地方官员为了争取地方民众的选票,而不再对上级负责,因为通过选举而上台的官员的权力合法性来自当地选民的委托,而不是来自于中央的任命。这样,地方民主选举,;实际上就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固然有利于发挥地方民众对官员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会使中央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导致中央权力空洞化,以及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化。这样就在政治整合上形成新的断裂。其次,根据以往一些研究中国农村选举的学者的研究,从村级选举发展到乡级选举,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由于村一级的社会交往过程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能直接接触而相互了解,村级选举的动员可以在个人之间的交流中进行,而无须中介性政治组织的出现。而选举到了乡一级,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居民彼此熟悉程度较低,这就就必然会出现通过中介性组织来进行拉选票的助选动员。这种助选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形成自主性的政治派群。这对于习惯于权威性治理方式的执政党也会出现政治操作上的新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地方与中央在民主选举中的顺序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美国著名学者林兹提出的一个观点。林兹教授从西班牙与前苏联等国的民主化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他认为,凡是先中央选举,后地方选举的民主化国家,中央就先于地方具有了民主的权威合法性,这就使中央可以运用这种权威来抑制地方主义的恶性膨胀。反之,凡是先进行地方选举,然后进行中央选举的国家,如前苏联,地方领导人先于中央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这样,地方政治精英就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从反对尚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中央政府。由于中央不是民选的,因而在与地方斗争时缺乏权威合法性基础。戈尔巴乔夫在与其政敌叶利钦的政争中失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即使要在省一级推行民选,也要充分考虑到全国选举的顺序。

虽然,以上三种模式均有其不同的优势与弱点,然而,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不能成为中国人拒绝进行适合于自身条件的民主制度创新的理由。从理论上与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方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途径进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平心而论,在中国特定的权威体制下,现实的政治约束条件,应该是考虑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在中国执政层看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仿效西方的民主化,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无政府状态。对此,人们应予以充分同情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走向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又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家获得民众持续支持与认可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与历史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范腐败与扩大民众参与的必由之路。

质言之,一方面,人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与政治约束条件,对民主化抱相当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历史趋势又要求中国人稳妥地进行民主制度创新。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值得考虑的思考路径是,要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推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获取关于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方式的有益启示。是否能审时度势,在各种改革模式间进行合理的取舍,并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则未来二十年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简单地采用以上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有其客观的困难与矛盾。在这一限定条件下,不应该有先定的模式与兰本,也不应先验地以某种概念为标准,来制定中国的民主发展计划。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问题上,在碰到具体问题时,想一些临时性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再停下来,看一看实施效果,走好了,再向前走一步,走不好,再退回来。试试其他办法。通过这种不断试错的办法,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缓进待机,从中逐渐开出一条新路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包含着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自觉排斥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思考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主义精神,但它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点滴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一种以直接应对现存问题为导向的试错模式。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试错模式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它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约束条件的充分尊重,包含着对没有在历史经验中尝试过的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持重与谨慎,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权威主义的条件下有可能开出新的路径来。

中国如何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建立起某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又能有效地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作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以考虑在遵循以下五个原则的基础上,来思量民主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与时机。

首先,是有用性原则,即某项民主制度创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旧制度,当执政层认识到,当某种民主制度创新比现行制度更为有效,也更完善时,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制度新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是安全性原则,更具体地说,某项具体的制度创新,应对现行政治秩序是安全的,相对而言是低风险性的,不应引发对现存秩序与执政地位的政治挑战的。

第三,是可控性原则,为了达到安全性,因而在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开,又可以收回,发生问题可以补救,而不致于没有退路。

第四,是可行性原则,这一制度创新也应该是现行体制内可行的,即可以在体制内推行而不致于引起结构冲突,不致与现行体制发生剧烈排异现象。例如,它是可以作为现行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就比较具有可行性。

第五,是合法性原则。民主制度创新在现行意识形态上必须合法的。即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不致于被更保守的虽然已经边缘化的挑战者指责为偏离基本原则的。

概括地说,这就是民主创新的有用性、低风险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这五项原则为中国在现阶段的政治约束条件下走向民主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具体地说,只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才能满足非危机条件下的执政者走向民主化启动的初始条件。改革只有在政治精英的心理承受条件约束下才有可能启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成为中国权威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创新阶段的基本思考路径。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高标准要求与期盼,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的初期,它可以起到保持稳定的作用。引用一句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老祖宗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信心的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出某种谨慎的乐观。人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流动,它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得到公民的认同,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训练所。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现行秩序“低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

自上世纪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经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的教条派的两极政治冲突的困扰,今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较少受到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影响,民主日益成为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民主创新固然有种种困难,它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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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功秦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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