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73]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74]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75]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76]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3点30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关于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在转交这份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77]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78]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79]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80]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了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月8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使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81]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的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82]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83]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84]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85]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在谈判进程中一再发动攻势，“7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86]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史》2001年第2期，现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