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共和党在阔别白宫16年后推出艾森豪威尔重登总统宝座，最著名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引起东西方严重冲突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了。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1]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2]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3]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4]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5]但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而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6]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7]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8]

实际上，金日成主张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他也主张扣留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9]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10]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草案，建议应获准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会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11]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12]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