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里，大概功名与富贵是最值得搏取的东西，也曾引得无数人为之折腰劳碌。然而，在功名与富贵的磋磨下，又有多少人察觉到人性与人格的变异呢？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生通过寒窗苦读、科场中第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分出来的贵贱高低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科举考试得来的功名是一种与人世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本身并不带有金光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社会来临之前，传统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功名之路，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举子士人在这条路上疲惫地走完了自己的大半生。他们一次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人口，也产生过催人白发的旅愁和乡思。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提到一个多年做幕的苏州文人有得意句云:“唯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落江南。”每旅夜高吟，则声泪俱下。所谓“得意”，正是宦游人心头的一腔酸苦抒泄为文字。显然，这种羁旅况味是非常寡淡的，寡淡到极致则是愁断寸肠。半生羁旅的包世臣后来以“倦游阁”名居室、名文集，直露出长期漂泊之后精神上的劳累疲倦，他以自己的憔悴困乏写照了功名社会中的读书人上坡时步履的沉重和蹒跚。

那些在艰难跋涉之后爬完天梯的人们便由绅而官，成了功名社会中的翘楚。虽说他们的翎顶补服光焰迫人，把朝廷名器的尊贵威荣演绎得非常辉煌，但光焰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局促。立朝50年的朱圭，身死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极品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世人的起敬和悲感都在于此。

苛薄能够磨砺道德，然而苛薄也能够消磨道德。久处困乏容易使人气短，能够以淡泊从容表现一己之清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晚清名士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发议:“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峻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辎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赴之若骛，百余年来成为故事。”他所描绘的京城众官相，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故“百余年来”的京官们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

自有官僚制度以来，清官和贪官就成为世间常见的现象，由此引发的抑扬褒贬用人心划出了一种非常古老而又弥久弥新的善恶界限。与京官相比，外吏以支配人力物力见胜，也以支配人力物力为累。他们把从民间勒取的钱粮，通过再分配由近处流向远处。原本亏空和赔累都是吏治中的病象，然而在清代却久被视为官界常态。乾隆年间，湖南人聂继模曾给作外吏的儿子写信，其中一段文字谈到“赔累”曰:“尔家书屡言办过军需，并未赔垫，此殊可疑。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者。况尔初任，几户穷民，额粮不满二万，又适逢荒欠之岁，肯于此时加一分恩，全活实多，兼可不误大件。人笑尔迂，我心弥喜。若云全不赔垫，则将取之谁耶？”这段话以仁者襟怀谈论宦途得失，二百多年以后依旧能够使人产生敬意。但若以功名论物力之多寡，则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却是它由“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而想见天下牧令把赔累当做外吏本份的那些议论，从中可以读出一种世象，使人看到做官的不便宜。

清代中国造出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不会久匮物力。然而与名器相对的财富却多在功名社会之外。清代的盐商成为那个世代的巨富，人间的春色都被他们买到自己家里去了。虽说，功名社会中人都有一种守护名器之心，他们大半不愿意用财富淹掉官界与商侩之间的贵贱之界，然而，累积起来的财富毕竟是一种力量，它会自造声势，推着商人越过贵贱之界。他们可以用银子捐官加爵，这些巴结来的东西虽是虚衔，却分属名器，可以使本无功名的商界中人能以同样的衔翎补服周旋揖让于功名社会之中，被人尊为缙绅。这些岸岸然以富致贵的人们，使功名社会里长久同一不起来的两种东西，在他们身上似乎轻易地联为一体了。

在功名社会中，富与贵本是一种对人的称量。当时，国家以功名别尊卑，财富并非是衡量人价值的尺度，所以富者未必尊。随着近代社会的来临，天下之势偏重于商，功名社会之尊便时有而穷，遂使富与贵联为一体，而功名日渐不张。将精神化为物质，使复杂变为简单，此社会之进化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