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联，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农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置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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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东华续录》，卷47，第15-17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9，第16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6，第20-21页。

[2] 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84年，第553-557页，第494-495页。

[4] 墨子刻（美）:《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5] 《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第606号；另见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6] 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140页。

[7] 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3年第12期。

[8] 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9] 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