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十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刘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格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

毛进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谈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25。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朗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准备。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