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

陈云：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

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地：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摘自《陈云文选》第三卷，出版：人民出版社）

反右扩大化造成了不幸后果 是“左”偏差带来的错误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并认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大跃进公社化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国家人民遭重大损失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1962年后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最终成为文革导火索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左”的错误继续阻碍中国发展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 停用“阶级斗争为纲”

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改革开放开始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在走过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对于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有了较深切的体验。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这样分析我国国情: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党在调整中坚决纠正前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并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江泽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左”束缚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摘自：《江泽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发一波又一波思想解放的浪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是思想解放的过程。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内容来看待，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明确的，它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全过程。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精神，党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晶。因此，讲解放思想，首先要从全局来看，从整个历史过程来把握。解放思想的历史过程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呈曲线、波浪式、台阶状。解放思想有时表现比较突出、集中，甚至尖锐、激烈，既呈现出高潮，有时又相对地缓和、平静，呈非高潮状。就思想解放的高潮而言，我以为，从近二十年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主要表现为两次“最大潮”和若干“次大潮”，即高潮的峰状等级不完全一样。（摘自：人民网，作者：石仲泉，原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历程的几点思考》）

加快改革开放的关键在于各级干部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打破人民公社制度 小岗村包产到户摆脱束缚改变农村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摘自:人民网，作者：吴晓波，原题：《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邓小平支持下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搞经济特区

习仲勋与王全国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广东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有关领导询问道：“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虹霓，原题：《改革开放：习仲勋在广东开路》）

邓小平推动突破计划经济教条 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前，搞了20多年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却濒临崩溃的边缘。“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开始了新的探索。但是，思想一旦成为教条，变通谈何容易？对市场经济的莫名恐惧，使得改革只能谨慎进行。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中国一步步突破计划经济教条的束缚，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回头看，人们才发现，中国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逐步打破对市场经济的恐惧，逐步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但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中国改革的目标才最终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开始彻底打破被神圣化的计划经济制度，“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搞市场经济成为时代的主题。（摘自：人民网，作者：马国川，原题为《改革开放启示录》）

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就是“左” 中国主要是防止“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