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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从对全局有利着想 在庐山会议上做夸大检讨

2012年06月12日 18:0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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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两个同志说“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本文摘自《彭德怀自传》,作者:彭德怀,出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59年7月14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1958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竖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7月17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50步了。”我说,50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拂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呢?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彭德怀 全局 有利 庐山会议 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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