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亚光

嘉宾简介：纪亚光，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出版专著《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抗战胜利之初美苏与国共和战关系研究》，合著《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等。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纪亚光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留日经历使周恩来实现了人生重要转折

凤凰历史：周恩来青年时代除了留法以外，1917年还曾留学日本大约1年半时间。早年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是否会使得周恩来开展中日友好工作时，跟其他领导人相比具有独特的个人优势？

纪亚光：周恩来是1917年6月在南开学校毕业后去的日本，1919年4月回国。我们都知道，青少年的经历对于人的一生，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留学日本的经历和周恩来重视中日友好工作有什么样的关联，但是，周恩来知日本、懂日本人民，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面对困难重重的中日关系，周恩来没有退缩过，一直紧紧把握给中国造成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这一原则向前推进，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什么他能够一直坚持？我想，在周恩来的内心，他是信赖日本人民的。细腻比较，这份信赖和信心，确实与众不同，和他留学日本的经历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具体来说，至少如下两点经历，对周恩来重视中日友好关系有积极的影响。

一是在日本期间，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彷徨后，明确了人生的方向。周恩来留学日本的初衷，与大多数留日青年一样，是求学，是以好的学习成绩取得官费生资格，完成大学学业。在出发前夕，他曾以诗明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悔亦英雄。”但是，他在日本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叔父去世的消息对他进一步打击，令他痛苦异常，一度考虑用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痛苦。

经过痛彻反思，1918年春节，周恩来有了新的三点感悟：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从此，周恩来将目光从自己、家庭，转向国家与社会。

当时，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经常阅读相关书籍和刊物，如约翰·里德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的《贫乏物语》、著名理论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1918年4月23日，周恩来在读到《露西亚评论》第1卷第2号刊登的《俄国革命派的评论》后，在日记中特别记下800多字的内容摘要和读后感。

恰在此时，日本发生波及日本全国范围的穷人“抢米暴动”，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强力镇压。周恩来从日本劳苦大众的斑斑血迹中看到了日本社会内含的贫富不均和不平等，破灭了对日本式“富国强兵”军国主义模式的迷幻。

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对日本社会的亲身观察，使周恩来从自身的困顿和苦闷中看到了社会的病根，从此，俄国十月革命式的社会改造观念和模式，开始成为他正在思考和可能选择的一种观念与模式。因此，他决心归国追求新的理想。在从东京归国途中，他游览岚山，写下如下的诗句：“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以“面壁十年图破壁”求学始，以见到“人间的万象真理”光明终，这样的经历，对于周恩来来说，应该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帮助他实现这样转折的，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知识分子，是千千万万苦苦挣扎求生着的日本民众。因此，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与普通百姓的阶级对立与内在矛盾，从中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找寻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向。在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具体负责对日外交工作时，这样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感悟对于他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出发，将军国主义与日本民众分开，坚定信赖日本人民，坚持通过民间外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无疑是互相契合的。

周恩来懂日本人民 有助于他领导中国对日外交取得成功

纪亚光：二是，周恩来旅日期间，通过和日本师友、民众的接触，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有了深入了解。

周恩来留学日本时曾就读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松本龟次郎热爱中国文化，一贯主张中日友好。他的孙子松本洋一郎曾回忆说：“松本即便在正式的场合，也经常讲到：对中国应该友好亲善，而不应该发生战争”；“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决不能够允许他国的侵略。中国人富有爱国心，如果团结起来，作为大国的中国必定能够在战争中取胜”。松本龟次郎是周恩来的日语教师，对周恩来非常关心，在得知周恩来经济困难后，经常免费个别辅导周恩来。在授课之余，他们也经常交谈，包括对中日两国形势的分析和前途命运的担忧。这段经历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念念不忘。他生前曾对邓颖超说过，即便自己访日不能成行，希望她将来能有机会访问日本，见见松本龟次郎的亲属。

除了松本龟次郎，周恩来留学日本期间，还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现在所知的，一是他在位于东京牛込区山吹町的金岛家租住时，与房东的儿子长岛善雄成为好朋友；另一位是他搬到谷中的灵梅院时，与租住在这里的东京美术学校学生保田龙门结下深厚友谊，多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们曾在巴黎见过面。

此外，周恩来还主动与日本民众交流，最典型的是在日本至今依然广泛传播着“周恩来名片”的真实故事。1918年，在日本函馆商业学校任教的元木省吾在乘火车时，无意中与邻座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交谈起来，并交换了名片。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坐在我面前的是中国留学生周恩来君。他同我谈了很多有关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情况。他是去年来日本的，日语讲得相当不错，但时而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他提议用英语交谈。可我的英语很蹩脚，最后只能在笔记本上用笔谈，反而交谈得更投机了。他说，休假时要回天津，并讲到中国的现代文学和中国的辞书，最后还谈起了日中亲善。”50年后，元木省吾翻阅自己当年的日记本时，发现了这张已经发黄的名片，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向日本社会展示，引起轰动，成为中日友好的见证。

应该说，如上生活中的交往，给周恩来留下了日本普遍民众是善良的、友好的深刻记忆，一生难以忘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朋友时曾专门提到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表示：“我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印象很深”。1974年12月5日，周恩来病重在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时，再次把目光投放到青年时期生活过的日本，深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国已经55年了，是1919年樱花盛开的时候回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学日本，使周恩来真正知日本、懂日本人民，对日本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的确有助于他领导中国对日外交取得成功。

周恩来为推动中日民间外交20年间接见323个代表团

凤凰历史：周恩来曾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思想，以此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周恩来如何身体力行地开展中日民间外交？

纪亚光：周恩来不仅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战略思想，而且是这一思想的伟大实践家。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据一位学者统计，自1953年7月1日至1972年9月23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周恩来共会见、接见日本客人287次，323个代表团次（或批量客人）。其中，154次接见164个和平友好代表团（包括日本议员访华团、各政党访华团、恢复日中友好协会访华团、前军人友好访华团，等等），46次接见515个经济代表团，35次接见39个文化学术代表团，8次接见10个体育代表团，15次接见18个艺术代表团，18次接见26个工人代表团，5次接见农业农民代表团，7次接见8个妇女代表团，6次接见7个学生、青年代表团。从这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到，周恩来对于推动中日民间外交，可以说是涵盖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工、农、商学社会各阶层。

在如上惊人的数据的背后，周恩来所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日中友好协会顾问、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岛田政雄对此感慨万千：“像周恩来那样，身为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却尽力会见众多的日本人，如果需要，莫说两三个小时，彻夜畅谈也在所不辞。像周总理那样同日本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地进行对话的领导人，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周恩来以发展贸易作为中日民间外交的突破口

纪亚光：实际上，接待日本访华代表团，仅仅是周恩来亲自推动中日民间外交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系统考察，我们会看到，周恩来既是中日民间外交的决策者，也是具体行动的谋划者，还是工作计划的执行者。这方面的内容太多，难以一一展现，通过几个关键点，我们可以从中略见一斑。

在通过民间外交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思想确定后，从哪里入手来突破铁板一块的中日关系僵局，并不是容易确定的事情。周恩来的选择是，以发展贸易和开展经济交流为开展中日民间外交的突破口。

1952年4月，苏联在莫斯科举办国际经济会议，中国为发起人之一。周恩来敏锐地发现这是与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触的好机会，指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写信给日本著名经济界人士、政治家石桥湛山等，邀请他们亲自或派代表参加会议。最终，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等三位日本议员取道巴黎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向他们正式发出访华邀请。随即，几位日本代表冒险应邀绕道访华，在5月15日抵达北京，同中国有关部门经过半个月的磋商，签订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虽然这一协议所规定的往返金额不过3000万英磅，但从此开启了中日民间的往来，具有开创性意义。

突破口一旦打开，中日贸易往来迅速升温。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1953年3月29日至5月6日，以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日本，不仅签订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而且会见了日本通商产业大臣石桥湛山、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以及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等人。据说鸠山首相也表示愿意会见中国派来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只是由于会见的地点等技术问题而未能实现。此后，根据双方商定，1955年下半年，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了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共有190万人参观；1956年下半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观众达290万人之多。通过举办展览会，不仅使双方对中日贸易的前途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为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周恩来推动中日民间外交的着力点：培育日本社会对华友好感情

纪亚光：有了中日民间贸易关系的突破，周恩来趁热打铁，抓住机会推动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努力从文化的层次推进中日两国人民互相理解。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在接见以日本学习院校长安倍能成为首的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时说：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按照正常的往来，中日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

从这一思路出发，1952年6月，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访华结束回日本时，周恩来把中国影片《白毛女》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日本一些文艺界人士观赏影片后，深受感动。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副团长、演员松山树子及其丈夫、日中友好协会会员、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将其改编为芭蕾舞剧，于1955年2月在东京首次公演，由松山树子扮演主角喜儿。

周恩来获悉此事后，立即邀请松山树子访问北京。在接见松山树子时，特地把在中国影片和歌剧中扮演过“白毛女”的演员田华和王昆请来陪同。松山树子既惊讶又感动，从此以后，她开始学习周恩来，敬仰周恩来，并且和王昆、田华成了好朋友，更加热心地从事于中日友好事业。

随后，1956年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率京剧团访日演出，受到包括日本众议院副议长杉山元治郎和鸠山首相夫人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松山树子的访华和梅兰芳的访日，打开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的闸门。

1955年11月，由日本前社会党内阁首相片山哲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通过友好会谈，在中南海紫光阁签署了中日民间文化协定。四个月之后，1956年3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日本宣告成立，随即同中国人民对外交文化协会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为发展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克服重重困难，作出了不少重要贡献。

培育日本社会对华友好感情，是周恩来推动中日民间外交的另一着力点。他认为，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动。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从1953年起，中国方面协助日本侨民回国，并提前释放已有悔罪表现的日本战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宽大和关照，提前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到日本不久，就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表示要站在人道的反省立场上，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友好贡献力量。从此以后，他们经常举办座谈会，发表演讲，出版揭露“三光政策”的书籍，以此来控诉原日军的侵略罪行，颂扬中国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宽大政策，成为日本社会中对华友好的特殊而重要的力量。

中日关系陷入低谷 周恩来如何应对？

纪亚光：起伏不定、乍暖还寒是中日关系的鲜明特征。1957年2月，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他一上台便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使开始有所进展的中日关系发生逆转。1958年5月2日，两名日本暴徒冲进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撕毁，造成侮辱中国尊严的“长崎国旗事件”。此后，中日两国民间往来几乎完全终止。面对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周恩来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

“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新华社记者，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指出岸信介破坏中日贸易，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必将自食苦果。同时，周恩来密切关注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变化，注意抓住机会扭转局势。

1960年7月15日，岸信介内阁总辞职，四天后，池田勇人内阁成立，表示愿意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增进贸易。周恩来注意到池田内阁的新变化和中日贸易环境的改善，在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派多年从事对日工作的孙平化以副团长身份同往日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孙平化到日本后，向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转达了周恩来、陈毅对他们的问候和访华的邀请。

9月14日，松村一行抵达北京。随行的人中，有池田首相派来的两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位是池田的智囊、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专务理事田林政吉，另一位是池田派精通经济贸易的国会议员小川平二。此举反映出池田对松村访华的支持。周恩来在设宴欢迎之后，又和陈毅一起于16日、17日和19日，连续同松村一行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了对进一步促进和发展贸易的愿望。双方并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和累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正常化。

松村谦三回国后不久，高碕达之助一行42人便于10月26日到达北京，访华团成员包括日本政界各派议员以及22家大企业的负责人。周恩来和陈毅热情欢迎高碕再度访华，并同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中国方面还组成以廖承志为团长，包括外交、外贸部门负责人的工作班子和谈判代表团。由于此前周恩来和松村已经商定了基本原则，所以会谈相当顺利，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

11月9日晚，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备忘录》，周恩来和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这是一个具有崭新意义的贸易备忘录，规定了为期5年的长期、综合易货和延期付款进口成套设备等内容。它使日本通产省和输出入银行都参加进来。后来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简称“L·T贸易”）。备忘录贸易的问世，开辟了中日之间贸易的新途径，使中日贸易进入了半官方的新阶段。

周恩来以民间外交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纪亚光：经历中日关系低谷后，周恩来在思考中日友好事业时，更加注重构建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个时候，在日本社会迅猛发展的社会团体创价学会及其会长池田大作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

创价学会是日本民间宗教团体，前身是1930年由牧口长三郎创立的创价教育学会。牧口长三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要求思想与宗教自由，因而遭日本政府逮捕，于1944年11月18日被迫害殉难。1946年，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将创价教育学会改称创价学会，以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追求世界和平为宗旨，到1957年，成员发展到75万人。1960年，池田大作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此后，创价学会迅猛发展，会员由150万户增长到300万户，分布在日本各界和各个阶层，并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系统、研究机构和文化设施，还拥有发行量达几百万份的机关报《圣教新闻》，成为日本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1962年，孙平化访日归来向周恩来汇报时，有两点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一是日本使公路上下交叉，建设高速公路、解决现代化城市交通堵塞的经验；另一是创价学会的跃进和势力的不断扩大。此后不久，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在访华时，也向周恩来特别介绍了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创价学会有着反战的历史，是一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和平社会团体；会长池田大作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对中国有着友好的感情。对这样一支和平友好的社会力量，周恩来高度重视。

在听了孙平化关于创价学会情况的汇报后，他明确指出：“你们一定要重视创价学会这个团体。从会员的人数来说，每10个日本人中几乎就有一个学会会员。这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推进中日友好绝不能忽视这股力量。一定要和他们交朋友。”除了要求有关部门的干部设法与创价学会接触，周恩来还通过来华访问的日本著名作家有吉佐和子转告池田大作：“希望池田大作会长将来访问中国，我们邀请。” 池田大作在获悉周恩来邀请他访问中国后非常感动，表示：“将来一定会考虑这件事。这个情谊不会忘。”

周恩来对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的重视，对于以民间外交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关键作用。1964年10月，日本佐藤荣作内阁成立，追随美国建立反华包围圈，“LT贸易”名存实亡，中日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此时，池田大作挺身而出，在1968年9月8日公开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提出如下三点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第一，正式承认中国的存在，使邦交正常化；第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第三，开展两国经济、文化交流。

池田大作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刚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在周恩来的邀请下，1971年6月，池田大作创立的公明党派遣代表团访华，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签署了恢复中日邦交的5项共同声明，为日后中日政府间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一年后，公明党再次扮演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角色，在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后，作为日本政府的“基辛格”来华访问，与周恩来商讨恢复邦交的具体问题，为田中角荣9月访华并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长期而广泛的民间外交使中日两国人民建立深刻的感情、收获了诚挚的友谊。特别是周恩来赢得了日本友人的信任与尊敬，也并坚定了他们进一步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信心与决心。正如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也曾经发出这样的慨叹：“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间有那么多的朋友，得到那么多的尊重！”

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构想：世代友好

凤凰历史：您认为周恩来所倡导的中日民间外交取得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为取得这一成果，中日双方各自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

纪亚光：从我近年所开展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相关研究中，我感到，周恩来所倡导的中日民间外交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培育了坚定的、数量可观的中日和平友好社会力量，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从不放弃，面向和平友好的未来坚持前行。

周恩来对于中日关系的构想，不是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目标的两步，而是追求世代友好的三步。在这方面，他没有文字上的系统阐述，但考察周恩来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民间外交为中日政府间邦交正常化创造条件；第二步，基于民间外交基础，推动政府间接触和谈判，进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三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推动中日政府、社会多层次、立体化交流与合作，开创中日世代友好的新局面，并以此推动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两步走”与“三步走”的区别，不仅仅是目标的不同，而是依托力量的不同。前者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目标，以中日政府间的关系为标准；后者以中日世代友好为目标，重视中日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重视中日民间外交，不是把民间交往当成政府间外交的工具，而是当成主体和归宿。这是周恩来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正是因为周恩来将中日关系的目标定位在中日世代友好，所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他依然特别重视中日的民间交往。因此，1974年12月5日，即便重病在身，也要坚持在医院里会见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

周恩来在与池田大作会谈时指出：“20世纪最后的25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彼此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对于年轻有为的池田大作，周恩来特意说：“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交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明知自身无法亲手推动中日关系走向世代友好的情况下，将这一事业的实现，托付给年轻且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池田大作。同时，也表明周恩来对于民众的充分信赖和对于民间外交的高度重视。

对此，池田大作是这样理解的：中国方面极度地警惕日本虚伪的友好。他们对我们一定会说“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友好。也就是说，不只是他们一代，期待着遥远的未来也不会崩溃的友好。因此，“关于日中友好关系，总理终究是以民为本来着想。一纸条约，容易生变。总理的想法是：‘只有树立民众彼此真挚的理解﹑信赖关系，才能有真正的中日友好。’”

对于周恩来的托付，池田大作特别感动，多次表示：“我在有生之年中，一定会牢记总理对我的托付，全心全意地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努力。”从1974年至1997年，池田大作先后十次访问中国。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在与池田大作会谈中所谈到的“20世纪的最后25年”。在这样一个事关中日友好未来的关键时期，池田大作秉持着周恩来嘱托的“彼此站在平等的立场，互相合作，共同努力”精神，不断推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与教育交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完成着周恩来的临终托付。

除了自己亲力亲为，池田大作还不断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传承与弘扬。他特别重视中日两国人民与人民的“心的交流”的培养开发工作，带领创价学会等机构一直围绕日中友好事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

中日因钓鱼岛问题陷入低谷后，创价学会通过多种形式扩大、加深与中国青年的交流与交往。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创价学会青年部专门访华，在南开大学与中国青年召开主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心愿”的“中日青年和平友好交流会”，87岁高龄的池田大作在贺信中指出：“今年是那场日军蹂躏贵国的残酷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也是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后的一百年。为了世世代代的永远友好与和平，我决定把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先生所提的‘革心’这个希望哲学铭记在心，重新构建起一座新的‘金桥’。”

日本民众热爱周恩来非因他放弃了日本战争赔款

凤凰历史：周恩来在日本民间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日本对华友好人士如何评价周恩来？

纪亚光：有人认为，日本民众喜爱周恩来，是因为放弃了日本战争赔款。在没有实际接触日本民众前，对这个观点我也觉得很合理。1999年以后，因为开展了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相关研究，我们专门采访了池田大作。随后的10多年来，我不断地向接触到的日本朋友询问怎么看周恩来，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周恩来是爱人民的总理，不只是爱中国人民的总理，也是爱日本人民、爱世界人民的总理，是真正的人民的总理，这是日本民众至今热爱周恩来的根本原因。

当然，最为系统评价周恩来的，是池田大作。他在1999年接受南开大学王永祥教授采访时，是这样评价周恩来：

“他没有任最高领导，却身负重任、百折不饶，是一位外柔内刚的著名外交家，也是一位擅长实务的行政长官。这一切均形成于他对十亿人民的‘责任感’。

总理的‘为人民’，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而且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

1962年，日本部落解放同盟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团长对周总理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代表团表示感谢，总理立即说：‘说什么呢。在日本最受歧视、最困苦的你们来到中国，我若不会见你们，就不是中国总理。’

对总理而言，‘人民’决不只是中国人民，他没有将中国人和日本人区别看待，作为一个人，他竭尽最大的诚意。在日本，将总理尊为‘师’的大有人在。

为他人、为社会活着。这是做人的基础。为他人竭尽全力，实际上为自己开辟人生的道路。不顾他人，实际上也会伤及自身。

可是，日本的教育不教这一做人的基础知识。只考虑自己的利己主义社会，其前途只能是一片黑暗。日本自高自大，只会失去积极繁荣，并陷入国际孤立，整个社会将走向衰亡。对此之有识之士，无不深感忧虑。

在处于极度闭塞状况的国度，日本人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认为，今后应该认真学习周总理“为民众献身”的崇高人生。

特别是对日本的青年而言，我诚恳地希望你们铭记周总理的这句话：

‘只有不断接近广大民众，才会令人勇气倍增。不能将自己关在屋里，不闻窗外事。应置身于千军万马之中，进而与人们交往，说服、教育人们，并向人们学习，以团结更加广泛的民众一道奋斗。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有勇气，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了不起的勇士。特别是青年，必须要有这种素质。’”

周恩来理性看待中日历史问题的态度值得借鉴

凤凰历史：2012年，中国至少有85个城市民众举行反日游行，以抗议日本政府所谓“国有化”钓鱼岛的举动。重温周恩来推动中日民间外交的思想和实践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民间的这种反日情绪？

纪亚光：涉及到破坏本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民众自发地表达抗议态度，是很自然的，任何国家的民众都会有相应的反应。但是，在反日浪潮中，出现了很多极端化的话语和行为，这些极端行为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民族主义倾向，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醒。

从周恩来推动中日民间外交的思想和实践中，有如下几点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理性看待历史问题。周恩来曾经亲历并参与领导了中国抗日战争，耳闻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但周恩来并没有局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之中，而是以博大的视野审视中日关系历史，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寻求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新途径。

1972年9月25日，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对此作了完整的阐述。他说：“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显然，周恩来强调正确地全面地看待中日关系史，目的是“以历史为鉴”，促进中日关系“向前看”，使中日关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

二是客观了解日本实际。在日本，认真反省侵华历史的大有人在。对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池田大作就有着深刻的认识与反省。他说：“平等的立场——明治以来，日中两国一次也没有过以平等的立场缔结友好，日本总是欺凌中国。对待几千年来受过种种恩惠的恩人的国家，不要说‘报恩’，反而不断地干出许多惨绝人寰的暴行，永无彻底赎罪赔偿之日！”对于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苗头，池田大作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把反省错误行为说成是‘自虐’，那些肯定战争一伙人的历史观不可就说成是‘虐他性的历史观’吗？简直不成道理，但十分危险。”他呼吁：“日本人必须谦虚对待，真诚地学习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的真实历史。我认为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观，才能找到日本人真正的精神的自立的钥匙。”

为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池田大作在其著作《青春对话Ⅱ》中专门以“近邻中国”为题，就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发表意见。不仅如此，池田大作领导的创价学会多次以中日关系历史为题举办各式各样的展览和展示会。其中，2002年由创价学会青年部主办的“周恩来展”，在名古屋、东京、横滨、京都等地巡回举办，参观人数达100多万人。

三是以对话与交流增进共识。当前中日民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于渐行渐远的老一代推动中日民间友好的往事，了解不多；受新闻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越来越大，彼此不了解和厌恶的情绪很浓厚。有感于此，我和一些中日青年于2006年建立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希望通过搭建中日乃至世界青年交流的平台，将周恩来和池田大作致力于和平友好的精神传递下去。

在过去近10年的探索中，我时常听到来自日本的朋友由衷感慨：在来中国前，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了解到的中国更多的是负面的消息。来到中国后，所见所闻，与过去的了解，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很热情、善良，对日本人很友好，不是新闻报道中仇视日本人、打砸日本车的样子；中国的发展很快，不是过去认为的落后的样子。中国青年在与日本青年交流后，尤其是了解到日本有相当多的人以日中友好为毕生使命的情况后，也改变了日本人都是回避历史问题、瞧不起中国人的观念，通过实际体验，更加理解并认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重要性，进而投身于维护中日和平、世界友好的事业之中。

相信民众、信赖民众、不断增进民众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周恩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立足点。在当前中国与世界越来越深入地接触、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来自社会变迁与世界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双重挑战。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民间交流与交往，不仅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与蔓延，使中国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一步持续发展，而且在文明冲突日渐彰显的今天，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所体现的文明多样、文明平等、文明交流融合精神，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