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明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开国元勋滕代远之子滕久明先生文字实录，采访：安梁，整理：安梁 唐智诚

嘉宾简介：滕久明，开国元勋滕代远第三子。解放军总参军训部电教局原局长，大校军衔。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荣获对越自卫还击战三等功。其父滕代远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铁道部部长。

 父亲立军令状一辈子做铁路工作希望我继承事业

凤凰历史：您父亲在铁道部主政了十几年，而您没有子承父业却选择了哈军工，走上了从军之路。您在报考哈军工的时候跟父母的意愿是否有一定的冲突？

滕久明：有矛盾，当时因为父母已经从军队系统转到国家铁道部门工作，所以我在报考大学填写志愿的时候，征求过父母的意见。我父母当时对我讲，你能不能把报考北京铁道学院作为志愿？因为列宁同志曾讲过“将来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铁路今后也将向电气化方向发展，铁路部门需要很多人掌握铁路技术发展我国铁路。当时我父母讲这番话，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我报考铁道学院，搞铁路工作，继承他们当下的事业。我父亲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曾表态：干一辈子铁路工作，努力把铁路工作搞好！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所以他希望我们后代也能继承这个事业。

父亲最终默许我追求军事尖端工程

滕久明：我坚持报考军校的志愿，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我的想法受到了一个中学同学影响。他父亲当时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局长，我到他家里玩的时候，看到一些外军航母、舰载飞机和导弹的画册，就喜欢上了这些。

再一个，这也是自己儿童时期的幻想。小时候总把一枚鞭炮的底部火药抠出一点，连结另一枚鞭炮的上端药捻，用卷纸将2枚鞭炮粘牢，尔后在尾部安上自制的尾翼，放到一个支架上，一点火“火箭”就发射升空了。

还有一个原因，1964年美国把越南战争的战火从南方烧到北方，陈毅外长开过一次记者招待会，说“中国不怕战争，我等战争已经等得头发都发白了”。外交上已言不怕美国战争讹诈，增强了自已报考军校、学习军事尖端工程的紧迫感。此外，我父亲在北戴河休养的时候，碰见吕正操上将的儿子，很羡慕他穿军装、上军校（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所以后来为了学习军事尖端工程，决定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首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由于上述的原因吧，我就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和建议，还是按自已的意愿报考了哈军工。当时我填写的志愿很少，一类大学就填了两个，一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个是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后来第一个志愿就被录取了，也通过了政审。

凤凰历史：您父亲知道您报考哈军工的时候也没有阻拦您？

滕久明：没阻拦，我最后还是报考哈军工，军事尖端学科是我心目中的追求，也可以说是我高中时代的一个梦想。我知道哈尔滨有这么一所院校，其中有导弹这些专业院系，所以我还是想上这个学院。哈军工当时经过教学改革，把一些常规武器系都分出去了，成立了新的军校。留下来的就是最尖端的导弹系、原子弹系、计算机系（后设立的系）、无线电系、空军系、海军系，这些也是支撑国防尖端武器，的基础院系。

当时我跟家里的意见分歧就是：是报考军队院校还是地方院校。不过家里最后还是默许了我的志愿，没有强迫我接受他们的意见。但在家规上对我要求还是很严的，这没有商量的余地。在我们家，父母和哥哥弟弟都没有完成高等学业，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受到格外的重视。因为我父亲曾就读湖南常德省立第二师范，他为了参加革命被迫中断了学业。我母亲在东北依兰县一所女子中学学习，但当时日军占领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校方日藉教员要经常检查学生的思想，她感觉很屈辱，也没有完成学业，就投身了革命。他们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想学习却没有条件完成学业，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了。

凤凰历史：您在东北哈尔滨上学的那段日子还是挺苦的。

滕久明：嗯，上学的时候多数学员都很上进，为我国国防明天的强盛而努力学习，十分珍惜在校学习机会。因为哈军工是军校，校规和纪律也很严，是不准谈恋爱的，个别谈恋爱的人，都要很严肃地处理，甚至开除。我父亲也规定我上军校不准找女朋友、谈恋爱，家规和校规是一致的，都很严格。这个规定我一直遵守到毕业分配了工作后，才考虑恋爱结婚的。

凤凰历史：就是在这一时期您开始跟父亲频繁通信吗？

滕久明：文革期间有些通信，但是不多，那时候由于处于文革动乱，破坏了严格的纪律和规定，学生们想回个家就回来了，通信就比较少。以后分配到部队工作时，不常回家，想父母了，通信就自然多了。当时部队有规定，成家的干部一年批准一次探亲假，不算往返路程共计45天。离家近的干部十一、春节这样的长假，有可能被允许回家探亲。

父亲要我做无名英雄为党工作不需要任何人知道

凤凰历史：我看您还保留着父亲那时候的信，那时候您和父亲在信里沟通些什么？

滕久明：当时我分配在部队的情报单位二作，参加部队的“两忆三查”。“两忆”就是忆自己家庭的苦、忆新社会的甜；“三查”就是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回忆，要联系自己家庭的经历来谈，我不知道家庭情况，特别是父亲的经历，所以就写信向父亲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父亲就在信中第一次把他的经历跟我讲了。可能他认为我们长大了，在情报保密单位工作，应该知道一些过去他的经历。因为他曾经领导过军队的情报工作，很清楚情报工作的地位和份量，所以他郑重向我提出要求：你现在从事着的情报工作是很重要的，毛主席很重视，所以你要当无名英雄，为党做出过的工作没有任何人知道，也不需要任何人知道。使我明白，在情报单位就是做出成绩也不可声张和沾沾自喜，就是只能为党尽心尽力工作，其它的事情不要考虑。

凤凰历史：这是他个人对您的要求？

滕久明：对，这是他当时针对我的工作，提出做无名英雄，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当一辈子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些都是信里提出的硬性要求，政治思想上标准很高，告诫我从现在开始就必须要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凤凰历史：信里除了这些硬性的家规之外，有没有比较温情的一些？

滕久明：有批评也有表扬。哪个兄弟做得不妥了，不但父母批评，父亲还要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帮助；谁做得好也要提出表扬，要我们向他学习。比如我们家老四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父亲来信就对我说，你应该向弟弟学习，也要向上级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当时我正在准备入党申请。

他提出来最多的是要为党的事业，要为军队的事业，要为国防事业做贡献，要为人民服务。他在信件、口头还是以后的传记文章里提到的都是“要为人民服务”，这个字眼出现最多、频率最高，他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中国人民。解放以后，建设新中国仍然是为人民服务，修铁路也是为人民服务。他曾在新中国建立后讲过：鉄路现在是人民的，人民铁路为人民。这是他主管铁路十几年的一个主要指导思想。

尊重自己女儿的人生选择：中断学业自费留学

凤凰历史：您也想过让女儿考军校，跟您一样踏上从军之路吗？

滕久明：我们曾想让她当兵或是上军校，也试探性地征求过她的意见，她都不感兴趣，我们也就算了。女儿原本想学法律，后来却考上了北京工商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她在工商大学上了三年之后，就考过托福到美国上大学了。当年也有个矛盾：我原想让她在国内完成本科毕业后，再去美国留学，但她不想等到完成学业。根据当时的政策，完成学业后要统一分配，分配到工作单后也不能允许立刻出国。如果你选择中断学业，辍学出国并自费留学，考过托福之后就能出去。这是一个矛盾，最后我也妥协了。

到了美国，她要重上大学，完成学士学位，拿到毕业证书。国内完成的学科课程的分数也可换算成美国课程的学分，没学完的课程也要按美国大学设置的课程修完，拿满学分才能毕业。她拿到学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研究生。自己上哪个大学、找什么工作，都是她自己选定的。我们不了解美国院校和美国就业安排，当然也提不出更多意见。

凤凰历史：您女儿在国外求学的时候，您跟她也是通过写信来交流吗？

滕久明：1990年时，我家里已上网络了，我们基本上通过E-mail来交流。

凤凰历史：您在E-mail里会跟她说点儿什么呢？她会跟您汇报她的生活吗？

滕久明：她来信经常汇报一些衣食住行和在美国生活的见闻和趣事。我爱人的妹妹在美国定居，我女儿就住在她妹妹家里，离上学的地方不远。我们就跟她说了在亲戚家应该注意什么，从学校回到家里也要帮助人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她长期离家不在我们身边了，我们也会告诉她和亲戚产生一些矛盾怎么对待。

我爱人在E-mail里跟她交流生活情况，比如遇到什么难处、她的学习与工作有什么进展等等。我们还是希望她能自立，在国内就培养过她独立做一些事情，她在美国打工、做收银员时候都经常和我们在信件里交流，我们也知道了她如何赚钱补贴生活上和学业上的不足。一边打工赚点生活费补贴自己，一边上学，个人生活完全自理，很是辛苦劳累，吃了一些苦头，比如一开始上学听不懂英文讲课、下课后做端盘子、刷碗工作。

不想用自己的理念改造女儿但要女儿不能做危害中国的事情

凤凰历史：您在信里还是像滕老那样写一些希望她为人民服务的话吗？

滕久明：那倒没讲，因为她也大了，明白一些事理。她在景山学校上学时，就有“明事理”的校训。我们就讲你是中国人，不管你将来加入美国籍也好，现在拿绿卡也好，你不能忘记你是中国培养的，你的根在中国，没有国家你出不了国。而且你要教育我那外孙女，她虽然一出生就是美国籍，但要让她从小知道她妈妈的根在中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家里要教她学中文。我们其实很想让女儿回国，但她关注国内负面信息的东西多，比如环境恶化、食品不安全，道德价值观的倒退等。她说在美国生活主要对下一代负责。我们就跟她说了，母亲再丑也是你的母亲，你就算加入美国籍，你还是黄皮肤，你的骨子里还是中国人。我们不想完全用我们的理念来要求你，但是你不要忘了自己的祖辈，这是不能逾越的底线。你就算加入美国籍也不能做出危害和破坏中国的事情，这是做人的底线。

虽然不怎么讲“为人民服务”，但我们也讲到你在国外不只是求学、开阔眼界，学一些国外先进的知识，你将来可能还要回来报效祖国。你上大学也好，成长也好，表面上看好像是父母养你，实际上是国家在出这个钱培养你，否则你上不起大学，也没法留学。你现在还没有报效国家，但绝不能做出伤害和有损国家的事情，这个底线我们给她明确了。

父亲教育我们公私要分明，但前些年社会流行“共产党的饭不吃白不吃”简直是败家子逻辑

凤凰历史：您父亲在教育您的时候有没有说过做人的底线，如何对待国家、民族？

滕久明：父亲说过，他经常跟我和其他兄弟讲，不要以干部子女自居，在学校要与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在部队和工作岗位上与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学习他们的长处，这个是经常教育和敲打我们的，特别针对我们一些思想上的苗头。有次我那个小弟弟借了200块钱公款到北京出差，约了多年不见的同学聚会，一次从中拿出60块钱请大家吃饭。这个事被我父亲知道了，这还了得，动用公款、贪污浪费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我父亲赶快出了钱先把这个漏洞补上了，很严肃地批评了这个事，教训他说，你怎么能干这个事，那是公款，他在公私这方面非常严明的。

父亲告诉我们，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占用的，公家的东西要爱护，首先从自己做起，给我们打下了公私分明的烙印。小时候我上学的中学离家比较远，父亲养病期间从上海买了一辆自行车给我用，因为家里的公用自行车我们是不能随便用的，公用自行车是公务员到外头办事、炊事员采买东西才能用的。我父亲当时有公家配给的公务小轿车，那时按国务院规定，比如双休日父亲带着我们去游玩，是因私用车，这个汽油费都要按每公里5分钱计算，从他工资里扣除的，为此我父亲经常检查司机的汽车私用里程计费账本。他那时候就严格执行这个规定，我们的公私概念都是从他这里学到的。

有一次，我那在铁道兵当兵的小弟弟在昌平那边修地铁，请假回来跟家里父母汇报。谈得比较长了，眼看快到归队时间了，就赶紧跟父母告别了。部队纪律很严的，下午五点收假，没按时回来要受到纪律处分。他眼见赶不回去了，就跟秘书提出来了，秘书也没跟我父亲讲，就把我父亲的专车调出来送了他一趟。这个事情后来被我父亲发现，把秘书狠狠地批了一顿，下个礼拜我弟弟放假回来又把弟弟叫到跟前教训：“你好大的胆子，敢动用我的汽车”。我弟弟本来还想做点解释，看他又发火又拍桌子，就不敢做声，父亲又说，“我的专车是给我办公用的，未经我的同意你根本就不能动，今后不允许你动我的车”。就这一次，我弟弟被批得十分狼狈，记住一辈子。

所以在公私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知道公家的东西不是随便动的，不是像现在社会流行的“吃共产党的饭，不吃白不吃”，这都是混蛋逻辑。长此以往，总有一天共产党和国家不是被外敌打垮的，是内部蛀虫整垮的！不用白不用，公款消费，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费出国等，这都没有公私的概念，将公私混为一谈，认为公家的都是我的，合理合法地去用。我父辈那个年代的理念不是这样的，跟现在社会流行的这些是有冲突的，我们不随波逐流。

凤凰历史：听您刚才的讲述觉得您父亲就是公私分明，家风非常严明，也严于律己。

滕久明：对，他以身作则，像他工作繁忙紧张疲劳、至血压居高不下，就按医生的建议，托人到香港去买好几百块钱一斤的西洋参，都是从自己的工资里出的钱。有时从南方检查工作带些水果回来，也是从自己工资里出，严禁下级给他送礼。那一代的老干部非常注意这个，经过他们的手都抓过这些贪污分子，他们自己首先得以身示范，身正影子直，在这上面不能有半点含糊。我听说现在有的领导家里咸菜油盐酱醋都是公款报销，这简直是天下奇闻！出了这样的怪现象，主要责任在领导干部不能严以律己，国家已经发给你工资了，也享有很多老百姓没有的待遇，你还不满足，连生活上本应该自已出的钱都不出，岂有此理！这不是官老爷是什么！？坏的社会风气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党非得自上而下从严治理不可，首先管住上面领导，正风先从上面抓起整治才有明显效果。人民才能服气！

凤凰历史：您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会给他们灌输这样的理念？

滕久明：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的，当然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她都凭着自己的能力学习和工作，在工作中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她出国的时候是自费留学，那时一年学费好像是三万美金。我们是挣工资的，也没有那么多钱，把积蓄拿出来还不够，就从她几个姨那里先借了一些钱，才供她出去读书。之后过了好几年才把她亲戚的钱还上，所以我们经常跟她说要有感恩之心。

父亲不让我们有高干子弟优越感但他也有爱孩子的一面

凤凰历史：在您的眼中您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父亲还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您有没有记得一些他对你们比较慈祥温馨的家庭生活片断？

滕久明：父亲对我们严爱兼备。以前我们还小、不懂事，我父亲从思想上、作风上、待人处世上，对我们有很严格的要求，尤其由于我们出生在高级干部家庭，不让我们染上高级干部孩子那些高人一等、看不起工农的优越感，不想让我们沾染这些作风，这些要求是很严的。

但是父亲也有很爱孩子的一面，我们跟父亲的距离并不因为他要求严格就隔得很远。他不吸烟，也不跳舞，那时候在大会堂、北京饭店举办舞会，高级干部和苏联专家都参加，他不感兴趣。父亲没有更多嗜好，双休日的主要休闲方式就是散步，再就是打扑克。散步的时候都带着我们一块出去玩，我们很愿意跟着父亲坐汽车到公园去玩一玩，他散步时候我们就在周围跑一跑玩。

父亲因病在杭州或无锡休养，我们放寒假的时候去那儿看他。他休息的时候喜欢打扑克，工作人员要忙自己的事，他就找我们陪他玩。他最爱打的就是小五分，赢了以后又拍脸又跺脚的，满脸通红像个孩子似地高兴得不得了，反正我也尽量让他赢哄他高兴。有时候他悔牌了或者偷牌了，我就跟他争执起来，在玩牌的时候我们就像亲兄弟、同学之间一样地争执，这时候他一点也没有父亲的架子，可以和你玩到这种程度。

还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有时劳动和运动出汗了懒得换衣服，就用身体的热量把衣服烤干了，长期以往后背皮肤上长了一些汗斑，到医院看了以后就要涂药。家里有公务员和保姆，但父亲不用他们给我擦药，后背我自己又擦不了，所以到擦药的时候，父亲就提醒我会亲自来给我擦药。我感觉父亲很痛爱子女的，他是在主动尽父亲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我亲爱的爸爸！到现在我还很怀念那段充满着亲情的温馨时光。

国家困难时期母亲曾带着我们去天坛公园或野外挖野菜充饥

凤凰历史：您父亲在主持铁道部工作的时候名声很好，非常廉洁，这方面您父亲有什么言传身教？

滕久明：我父亲的生活作风是从井冈山时期延续下来的，非常简朴。你看他的穿衣，他参与一些外事活动和出席重要活动，要代表中国的国格，就穿专门订制的正装。平时在家穿旧的中山装，外出时候则穿便装或铁路制服、戴大盖帽。他内衣很多地方都打着补丁，受他的影响，我和弟弟们都以穿补丁衣服为荣。那时候都上中学了，屁股和膝盖上都还补了补丁，我们也以学习父亲这种艰苦朴素作风为荣。

我父亲平时在吃饭上面也很简单。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在家也不吃肉了，他桌上偶尔有点儿小碗的腊肉腊鱼，都是老家我大哥寄给他的，平时碗里都是青菜，还吃粗粮。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粮食有定量，为了学习父亲，我向学校主动提出来，自已是共青团员，也减掉一斤半粮食的定量来支援国家。那时初中学生定量是32斤，当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减掉以后就总吃不饱。

那时候营养不良，我们都先后患了肝炎。在家里，除了吃一些母亲做的南瓜菜粥，印象深刻的就是母亲带着我们到野外和天坛挖野菜去，这个恐怕现在很多人听了都不相信，部长的夫人带着孩子去挖野菜。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太行山遭遇到大旱、蝗灾，又要接济敌占区来的灾民，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人员定量骤减，部队只得开展大生产，还要挖野菜充饥，补充粮食不足。父母知道什么树叶和野芽能吃，我们后来都是跟着母亲认识野菜的。我们当时跟着父母去天坛公园和野外挖野菜，知道了柳树叶能吃、榆树叶能吃、小球藻从水里捞出来能炸成丸子，跟着父母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凤凰历史：我们之前看到程潜的女儿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困难时期在北戴河生活的一些故事。她说困难时期北戴河的生活会稍微好一点点，食堂也能吃饱一点，不知道您去没去过那边？

滕久明：北戴河去过，我们跟她们住的别墅很近，隔着也就是十几米远。一个是她家，一个是傅作义家，我们对面三米远就是傅作义的别墅，这片别墅是国务院机关的。

凤凰历史：到那边去生活条件有什么改善吗？

滕久明：到那边好像改善一点了，三年不是都困难，1962年就开始好一些了。另外，党和国家对党外民主人士有照顾，民主人士生活供应比共产党的干部好一些。

凤凰历史：程潜的女儿回忆说，北戴河那边还是挺快乐的一段时光。

滕久明：那是海边，我们玩自己的，钓鱼、抓螃蟹或跟着父亲散步。她们几个女孩子穿着裙子很漂亮，在去海边的路上经常能碰到，但我们一般不跟女孩子打交道，而且他们毕竟是民主人士的子女，所以没有什么更多来往。

凤凰历史：她那边还写到他们民主人士经常会去很高级的俄国餐厅吃饭。

滕久明：他们吃饭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

凤凰历史：您都没去过？她说那边有一种冰淇淋汽水特别好喝，小孩的零花钱都能买。

滕久明：我们没去过，他们民主人士的待遇可能还不错，跟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不一样的。共产党这边，从主席到总理都不吃肉了，我们能吃上柳树叶包子就算好的了，有的老百姓恐怕连这个都吃不上。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带饭到校，教室里炉子还冒着烟的时候就将窝头或地瓜烤在上面。同学们知道我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就好奇我们带的什么早餐，要和我们一块吃，打开一看也都是窝窝头，有时候还有地瓜。所以那个年代苦过来了，现在有什么苦都能对付！

凤凰历史：你们都会时刻注意保持低调？

滕久明：在中学学习时间长了，同学们也知道我们家里身份，时间长了藏不住。但是父母对我们要求很严，一个是不让我们以自己父母的地位和声望在同学当中炫耀；第二个是填报简历的时候会有所改变：滕代远、林一后面的职务都填职员。我当时看了说怎么填职员呢，我爸不是部长嘛？十分不解。转到普通小学时还给我们都改姓了，滕小明改成林小明，跟我母亲的姓了。那时填表是由秘书根据父母的指示填的，他们也不想让学校知道我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我们现在为出生在革命家庭而自豪，特别在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才更深刻感到他从严教育我们的良苦用心，我们在党的培养和良好家风的熏陶下为军队和国家建设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退休后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整理父亲的一些资料，也应一些单位邀请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给一些干部培训讲授继承红军传统的课，以此来纪念缅怀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