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说：“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访苏回国途中领教大吃大喝歪风

建国初期，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并非是个例，毛泽东本人便亲自领教了这种事情。据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回忆：“1950年2月7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委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的国家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西安晚报》2006年8月28日刊 商子雍文《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毛泽东发怒发动“三反”欲遏制大吃大喝

“铺张浪费”的现象在国宴中表现十分明显，毛泽东对此有过相关批评，他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北京青年报》吴德广 《国宴瘦身记》）建国初期，中共刚进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形势，如果说“铺张浪费”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进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但即使有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中共“三反”、“五反”运动的打击，但都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大吃大喝的浪费现象。

1950年代后中国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吃喝风”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共高层的严厉批评，但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却效果不佳。

胡志明质疑中国的招待宴会太过铺张浪费

据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所写的《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代价》一文记载，1950年代中国的大吃大喝现象可谓普遍：1953年胡志明曾与戴煌闲聊时婉转表达了对中国同志在招待宴请中的铺张浪费——“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到齐脖子了，厨房里还是照着菜单子大盘大碗地往上端，许多菜几乎又被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不是很浪费吗？

接待外宾后用剩余款项大吃大喝

戴煌在文章在还记录了他1956年接待苏军访问团后，某军事单位将剩余款项大吃大喝的情景：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撤回国库，倒可以拿出来大吃大喝。我因为住院开刀，没有参加这在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或不得不去的同志们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富，也完全可以载入“史册”：海参、鲍鱼、对虾、干贝、猴头、鲥鱼、熊掌、卤鸽、珍珠鸡……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最后还端上了一大盘、一大盘油光光酱红色的玩意儿，惊得许多食客兴奋地睁大了眼睛大生欢呼—“烤乳猪、烤乳猪”……对此戴煌说“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台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据《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 戴煌文《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代价》） 　

1959年到1961年被成为“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民口中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年景下，大吃大喝仍未完全消除。

1960年四川人没得吃 “画家巡游团”四川胡吃海塞

“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亚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万里红色之旅。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

“画家巡游团”的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1961年叶圣陶内蒙古之行 熊掌与“飞龙”兼得

无独有偶，叶圣陶在日记中也记录了1961年的内蒙古之行，饮食可谓极为丰富：7月31日团到达海拉尔，赴宴，“菜甚好。有禽名飞龙，其肉视山鸡更嫩。有甲鱼，昨在哈尔滨尝食甲鱼，不意北边亦有之。有烤羊腿，殆是主菜，而余不能嚼之。宾主互劝酒，余饮稍多”。同时，“有政协组织之六十余人在此，到已将一月，其中熟友颇多，元善夫妇、颉刚夫妇亦在内。”8月6日伦池，“晚餐又是盛宴。劝饮而外，座中客起而吹奏歌舞”。——（摘自《书屋》2005年第9期朱东润的“蝗虫”之喻作者：王昊） 　

三年困难时期基层干部吃喝风泛滥 农民嗷嗷待哺

相比于高级干部和画家这些“特殊人群”，三年饥荒时期的“吃喝风”在基层干部中更为严重，据福建永定县志记载：1959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社员发生断炊，过春节时连口粮都吃不上；1960年春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领导还错误地认为是气候不好，不敢正视粮食问题……对于群众的疾病、死亡和死亡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没有很好地帮助解决，却大开现场会，大吃大喝大浪费。

张乐天也回忆了他了解到的基层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吃大喝的现象。“实际上，只有在底层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后来“四清”是能够搞得起来的。原因就是1960年饿死人特别严重的时候，干部还可以开小灶。我在底层的访谈中就听到，有干部烧了一块肉吃，吃完了把骨头丢在地上，农民爬到地上去捡。”（《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1日B02版，张乐天谈底层视角的现代史）对于此种现象，原四川省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直言：“我是管农业的，虽然巴中县比其他县死人少，但也有责任，为何没饿死官，都死的老百姓？”（《经济观察报》 韩福东文《跃进悲歌》）

文革时期，中国本已形成的制度被大范围破坏，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却没能革了大吃大喝的命，公款吃喝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江青等人被打倒后都有资料称他们的生活较腐化，最典型的当属王洪文。

基层干部的腐败 上山下乡败坏社会风气

那么，基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没有胡乱吃喝呢？事实上案例很多，法国学者潘鸣啸接受凤凰网知青频道采访时说：“很多人现在有一种幻想，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腐败，社会风气很好，这不是事实。“上山下乡”运动破坏了社会风气，因为那么多人想回城，父母想帮孩子回城，而且不可以公开地说，那就找一些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变成了腐败。”

拥有权力的小队长 胡乱吃喝成为惯例

同样的案例在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据《随笔》2010年第1期 王彬彬文《回首“文革”说腐败》）

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说当时没有大吃大喝的浪费现象绝对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不但有吃喝风，而且比之当下有过之而无不及。

禁绝“舌尖上的浪费” 完善的监督制度才是关键

要让官员管住自己的舌头，让官员控制住自己的嘴，最重要的不是规定公务接待必须几菜几汤，而是要提高“胡吃海喝”的风险，用制度和监督去监管他们，让怀着“不吃白不吃”念头的人知道乱吃的后果。本质上，只有权力被束缚，只有官员真正接受民众监督向纳税人负责，才能从根本上止住“舌尖上”的浪费。如此，“吃了不能白吃”才能真正成为“高压线”，“三菜一汤”也才能真正得以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