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日本的认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发生转变，逐渐从敌人变成了团结的对象。

1949年后毛泽东认为日本处于被压迫地位

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首次谈到战后日本的地位，毛泽东说“但是现在的事实是日本处于半被占领国的地位，日本民族受到压迫。”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4页。）毛泽东认为日本的地位起了变化，同时“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的态度。”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4页。）因此毛泽东希望同日本展开合作，在亚洲的一些国际会议上日本也应该被邀请。

毛泽东希望战后的日本能够强盛起来

1955年4月18-24日，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发起的万隆会议召开，日本和中国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尽管此时的中日之间是不友好国家，但两国代表相处还算“过得去”，因此毛泽东在日后与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时表示：“亚非国家刚在万隆开过一次会，这些国家都应该强盛起来，包括日本在内。”（《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8页）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与期待，毛泽东在日后日本反对美国占领的游行示威中，始终持声援态度，这也为毛泽东在日本赢得了极大声望。

在毛泽东的哲学观中，一向强调对待事物要一分为二，比如“两点论”、“两重性”等等，对日本民族的认识上，毛泽东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很喜欢你们 看见日本人很高兴

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中表示“过去我们一般中国人是不喜欢日本人的，现在我们很喜欢你们，看见日本人很高兴。是不是你们过去占了便宜而现在吃亏了？你们过去没有占便宜，现在也没有吃亏。”（《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1页）并表示“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毛泽东还表示“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而且日本已经陪过不是了，用不着再天天向人赔不是，毛泽东的这种观点也是日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重要依据之一。

日本必然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

基于以上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战后的日本和中国处在相同的位置，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美国，因此中日应该互相谅解共同向美国讨账，要让美国把手缩回去，让人亚洲人处理亚洲的事情。毛泽东认为日本人中有不少是亲近中国的，并且多数日本人是不想打仗的，毛泽东并预期中日关系会向良好的方向发展。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表示日本受美国欺侮是暂时的，“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3页）

毛泽东认为美国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敌人并不是一时的想法，可以说在毛泽东对日态度中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在日本开战反美游行的活动中，中国一向是表示支持的。

“我们总是同你们在一道的”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说，日本民众想出了对抗美国军事压迫的好办法，即进行“全民性的群众斗争”，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我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过，我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家统治。”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8页）为了使日本方面放弃顾虑，毛泽东说中国1945年以后的事与日本无关，“我们总是同你们在一道的，总是同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日本人民在一道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9页） ，并称中国人民对日本是友好的。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1959年毛泽东与浅沼稻次郎会面，在这次访华中，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说，提出著名的“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口号，这个口号随后不断被毛泽东引用。毛泽东明确的表示日本不必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不要觉得心中有愧，因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0页）既然日本人民没有责任，那么他们便不该受美国的压迫，而美国现在压迫他们，那么它便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赶走”

毛泽东在对日关系上，特别强调区分“日本人民”与“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不同，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同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谈话时表示：“（《毛泽东外交文选》481页）有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过去打过仗，现在还这样亲密。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 建立在这种观点上，毛泽东认为“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赶走。”（《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8页）

建立中日友好关系是毛泽东一直以来的努力，他曾多次对日本外宾表示见到“日本朋友很高兴”，希望中日可以建立正常的关系，他甚至表示想去日本走一走看一看。

战犯问题不会成为中日建交的阻碍

在1955年10月15日的会谈中，有日本议员提出战犯问题，毛泽东很明确得给予回答：“战犯问题提得早了一点，把正常的外交关系恢复了，就尽可能争取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需要扣留这批战犯。扣留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毛泽东以此表示，战犯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阻碍，只要中日关系恢复正常，战犯问题便迎刃而解。事实上，不到一年后的1956年6月21日，中共就宣布释放335名日本战犯，同日还对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原则和有关事项作出规定。

为中日建交铺路毛泽东放弃赔偿要求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为此选择与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谈判建交，这也为中日关系调整带了契机。此时围绕中日关系的战争赔偿成为谈判的一个关键点，对此毛泽东表示“放弃赔偿要求”，据《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收录的《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公明党竹人义胜委员长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要点》一文记载，当时周恩来对竹人义胜说：“这一点请让我再想一想。向毛主席报告，在党内进行讨论。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

中日关系在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

1956年10月6日，毛泽东来到日本商品展览会的会场，日本展览团总裁村田省藏对中日没有正常表示很着急，毛泽东回应他说：“不要急，慢慢来。中日关系中还有与美国的关系问题，美国不和我们合作，反对我们，所以也不喜欢日本和我们合作。中国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 只是政府的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转引自《纵横》2009年第3期王俊彦文《毛泽东与访华的日本朋友》）

毛泽东热衷于建立中日友好关系，但并非闲来无事，作为一个中共政治家，他有着多方面的考虑，既包含有毛泽东对国际政治形势的考虑，同样也包含有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和“世界领袖”的意识形态理想。

国际政治形势的现实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的上台，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缝。特别是1958年8月23日，中共单方面发动金门炮战后，中苏关系基本破裂（参照沈志华相关著作），此后中国除了要应付美国的压力外还要面临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的压力，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迫切需要在其他战线打开缺口。从现实的政治利益考量，毛泽东也乐意推动与日本发展良性关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提出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即西欧、日本、北美和大洋洲国家），希望中间地带的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衡美苏两国的政治力量。而此时正在进行反对美国占领和新安保条约的日本便成为的首选。

争当世界领袖的必然步骤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毛泽东当世界领袖的愿望（姚立文语），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变修”，不再具备世界革命中心的资格，因此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思想。此后，毛泽东逐渐抛弃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开始推行“革命”、“斗争”的外交路线，这种外交路线的表现就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闹革命，这其中也包含支持日本的反美运动。从1950年代开始，毛泽东便开始支持日本的反美运动。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一·二七谈话”，他说：“日本人民在1月26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1964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毛泽东的这种表态可以说是他“世界革命”思想的体现，也是他争当世界领袖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