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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热”风靡一时:借文化批判政治 述历史解释现实

2013年01月19日 20:5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葛兆光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作者:葛兆光,马立诚,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回顾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文化史研究

要了解这一学术史甚至是思想史现象,我们可以从1980年代的“文化热”说起。在谈论“文化热”之前。不妨先说一段往事。1993年,去国四年的李泽厚第一次回国,他惊讶地发现,他对国内的文化现象似乎不能理解了,尤其是对王国维、陈寅恪等学界人物突然成为“文化偶像”,文化人中崇拜纯粹学问家的风气大盛,他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在一份杂志上说了一句后来很有名的话,叫“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学问家凸显”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是“思想家淡出”呢?这是因为在李泽厚的心目中,80年代是“思想家的时代”,而所谓“思想家的时代”,就是针对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性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笼罩现实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宏大思考流行的时代。

可是,当我们回到80年代来看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否真的是思想家的时代呢?为什么后来的历史学家不把它叫做“思想热”却把它称为“文化热”的时代呢?

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1978年到1989年的10年间,由于改革开放而重新走上“寻求富强”也就是追求“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思想界似乎又回到晚清、五四那条从“长技”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又开始了观念上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反思,这激起了后来被称为“新启蒙”的思想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为了清理当下政治与传统思想的渊源,也为了曲折表达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文化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传统和历史进行了“追诉”和“检讨”,这就引出了所谓的80年代“文化热”。可是应当注意到,在这个“文化热”中,似乎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为什么说是在“矛盾”中展开?因为这个思潮中存在彼此相反相成的两种文化取向,这也为后来的中国提供了多种引申的思想资源。

一方面,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融入“全球”的途径。当时人们在理智上大都向往“现代化”,不仅从现实上来说,这是痛定思痛之后对1O年“文革”历史的反思结果,而且感情上也痛切地感到“落后是要挨打”甚至要被“开除球籍”的,因而思想史的问题,基本上仍然是在20年代“科玄论战”,以及更早的五四“反传统”,甚至可以上溯到晚清“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论争的历史延长线中。在这种被史华兹称为“寻求富强”的心情下,科学、民主、自由等来自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仍然是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人们一方面接过当时官方提倡的“现代化”口号和“科学”旗帜,不仅鼓吹科学而且倡导理性,另一方面接过官方对于“文革”的批评,继续高扬五四以来的民主口号,这使得五四以来如鲁迅等人的“批判国民性”,仍是文化主旋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声音也依然很强。特别是,只要稍稍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可以体会到,因为不好直接抨击政治、政党和政府的责任,就只好让文化和传统为我们“还债”,所以就像“伍子胥鞭尸”一样,“绕过政治险滩去安全地鞭挞祖宗”。不过,这也让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事业和从事这个事业的学者,变成那个10年的“前沿”和“明星”。当时的思想主流是发掘传统文化中间导致中国今天封闭、落后、蒙昧的历史因素,因此,儒家、佛教、道教就统统被翻出来放在聚光灯下。“文化热”中研究文化史是中心领域,李泽厚不仅那三部思想史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美的历程》那样的通俗文化史加艺术史读物也风靡一时。余英时那部《士与中国文化》成为很多学者的案头读物,主要原因是它对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士)精神的反思产生了巨大影响,可见那时文化和历史批判很有力量,文化史领域处于政治文化的聚光灯下。

可是,另一方面,在普遍失去信仰之时如何寻求认同?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寻求富强的意义仍在“重建中国”。毕竟都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人。对于传中国的“天下大国”心态,也让“胸怀天下”的中国人面对“汹涌西潮”时并不那么甘心,不那么能够像日本福泽谕吉说的那样,完全“脱亚”而“入欧”,也不能完全转身向西,舍弃中华文明。人们总觉得,传统中国的文化中还是有适应现代的资源,即使没有西方冲击中国,一样会产生现代性(资本主义)。因而他们对于儒家学说、佛教精神、道教想象等,尤其是那些很自由的思想、很反叛的行为,很怪异的公案都很有兴趣。所以,在批判的同时,也不免又有点儿留情,对它的好感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溜进来。像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在谈到禅宗造成士大夫心理的内向和封闭的时候,可能现实批判意昧很重,但在谈到禅宗影响到文人“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的时候,又往往很称赞。显然,要“让传统归零”是不可能的,何况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与传统不仅是中国认同的基础,而且,寻求富强与融入世界就是为了重建强大的中国,延续传统本身就是批判传统的目的。

也许表面上看,当时的思想版图有一些杂乱,但是,由于传统皇权把“道”(信仰)、“学”(知识)、“政”(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于一的传统依然延续,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总是垄断性地成为主导,因此,任何在中国出现的学术现象,都可能是“反政治的政治”。所以,80年代。无论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如《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传统文化为象征的(如中国文化书院),以西方资源为旗帜的(如《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可能是一种立场,不同立场可能打一种旗号。不过,正是这一“通过西方观察中国”、“借用文化批判政治”、“引述历史解释现实”的方式,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史学界似乎充当了文化批判的中心。学界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文化史逐渐代替了政治史,成为广泛被关注的重心。那个时候,有两次会议和两套丛书很能够代表学术界的潮流。两次会议是,1982年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既反思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特质,又对传统文化进行严厉批判,倾向于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中吸取改造中国的资源,一个也是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既反感于传统以政治、经挤和社会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思路,提倡脱开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文化史研究.卫有从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发现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源的意思。两套丛书是,包遵信和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大多是翻译西方的书,体现着当时中国“现代化”或“西方化”的取向。另一套是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包括前面提到的余英时影响很大的《士与中国文化》也是在那套书里的。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是现代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可是,不管哪一方面,当时都是前面说的那样,在“通过西方观察中国,借用文化批判政治,引述历史解释现实”。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文化热 政治 历史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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