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刚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前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周刚先生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周刚，江苏徐州人，1961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2年加入中国外交部。1988年至2001年，先后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印度大使。

2008-2014年，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顾问,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中国对外友好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印度友好协会顾问。

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是为亚非团结合作而来

凤凰历史：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60年前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能否请您为我们谈谈与会的背景。

周刚：万隆会议已经过去60年了。“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希望维护独立和主权、发展经济，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万隆会议是由“科伦坡会议”五国（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和缅甸）发起的。他们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同中国有着友好的关系。他们决定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

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认为参加这个会议好。中国经过同会议的邀请方，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等协商，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与会。新中国要想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走向世界舞台，就要同新生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团结合作。中国与会也是对新生亚非国家的支持。我想这是当年中国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主要目的。

凤凰历史：中国提出求同存异是万隆会议最精彩的一笔，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发挥外交智慧与外交艺术保证会议成功的？

周刚：万隆会议的与会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有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不了解，也有些国家是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的成员国，受到美国在背后的指使。美国还千方百计进行挑拨离间。因此，怎样在万隆会议上维护亚非国家的团结，排除杂音，保证会议的大方向不受干扰，并取得成功，这是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上，表现了一个新中国领导人的气质和风度：一方面高举亚洲团结合作的旗帜，依靠万隆会议倡议国的配合，并争取其他与会国家；同时也在一些问题上鲜明地介绍中国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对一些干扰的杂音，表明态度。他从大局出发，求同存异，态度坦诚，以理服人，大度宽容。他为中国争取了朋友，为会议赢得了成功。

会上，当有人称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说中国有铁幕，企图挑起争论，干扰会议大方向时，周恩来总理4月19日作了力挽狂澜的发言。他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指出，与会国家间有共同的基础。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呼吁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而努力。周总理的发言受到印度、缅甸和其他国领导人的热情支持，也得到其他国家代表团的欢迎。这个发言对保证会议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中国代表团以及东道主、印度和缅甸代表团共同努力，会议本着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精神，于4月24日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各邻国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原则基础，即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中国和印度、缅甸在1954年6月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关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基本原则，基本上都包括在十项原则之内。同时，十项原则又是对五项原则的扩大，比如还提出了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基本人权，要通过和平磋商的手段解决分歧、维护国际和平。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万隆会议这个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和主导的会议，体现了二战之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觉醒。亚非国家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提出自己愿望，维护自己权益。团结、友好、合作，求同存异，成为亚非会议的主旋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今天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凤凰历史：结合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来看，新中国的外交有哪些特点？

周刚：首先，新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时又是个新诞生的发展中国家。它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参加军事集团，不结盟。作为新诞生的国家，它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建设，需要同广大国际社会的成员交流合作。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31日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1954年4月29日，中印缔结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文字表达了出来。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中印和中缅总理分别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印关系、中缅关系的原则，又适用于各国之间，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公布，就产生很大影响，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接受。其后，中国同很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都写明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7年12月，在南斯拉夫、瑞典和印度倡议之下，联合国曾通过一份包含五项原则的和平共处决议。所以新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其次，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同现在我们强调的互利共赢是一致的。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有生命力的，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今天也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看到，近年来，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事情太多了。不论是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是叙利亚的动乱、也门和乌克兰的冲突，都充分表明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倡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世界和平，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新亚洲安全观、义利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都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近年中国外交的新亮点。这些新倡议、新理念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符合当今国际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一体化、以及文明多样化的时代潮流。

中国魅力外交：前有周恩来 现有习近平

凤凰历史：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表现的高超外交艺术和风格对现在有何启示？

周刚：万隆会议过去了60年。半个多世纪来，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当时中国建交的国家比较少，综合国力不强，国际影响有限。现在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空前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但是，我觉得，当年周年来总理的高超外交艺术和风格依然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

外交是国家之间的事，但通过人跟人之间的接触。不论是领导人、官员还是各界人士的交往，涉及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还是安全防务问题，只要本着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精神，我觉得就能够吸引人，增进相互了解，拉近双方距离。周恩来总理身上体现出的新中国外交的特点，就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不去宣扬文明冲突，而是强调文明间的相互借鉴；不是谁去领导这个世界，当“地球村”村长，而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一员，世界上的事情由世界各国人民商量办理。

另外从风格上来讲，周恩来总理外交智慧和平等亲切的态度值得称道。比如他去访问非洲国家时，有的国家军事上出现动乱，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去访问，这令对方非常感动，因为在患难中看到了中国的友谊，中国是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国家。周总理跟下榻的外国旅馆员工打招呼、表示感谢。这对旅馆员工来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别的大国总理这样尊重他们。而且周总理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渊博的知识，他可以侃侃而谈几个小时，把许多问题说全、说透，说得入情入理。令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感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近年来，领导人外交、高端访问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领导人外交不能是例行公事，讲套话，念稿子。现在，很多外国政要访华或在国际场合，都非常想会见和结识习近平主席。唐代诗圣李白曾写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荆州指的是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李白说自己不求富贵荣达，只希望能结识韩荆州，可见对韩朝宗的景仰。我觉得，现在很多外国政要对习近平主席也是这样，以一识习近平主席为荣。因为他们看到习主席的开放、自信、坦诚、亲和，佩服他的战略新思维、新倡议，新理念、新举措。而这些对双边关系，或地区形势、国际关系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凤凰历史：现在习近平主席在外交上继承和发扬了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魅力外交风格，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周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