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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秦城监狱后的黄维:绝口不提淮海 视作最大耻辱


来源:人民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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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经常自嘲是“败军之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妈妈很少向外泄露她内心的情感。那时候,她已经去功德林监狱看过父亲,劝他听政府的话,却屡屡被父亲拒绝。妈妈回来后很伤心,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等着他,多少风浪、多少运动,组织、朋友都劝她离婚,但她根本就没考虑过。

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没有爸爸。这对妈妈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一直到1966年公布了6批特赦名单,都没有父亲的名字。妈妈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跌入伤心失望的深渊。

1975年3月21日,父亲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去北京接父亲之前,我记得妈妈曾经长长舒了口气,对我说:“你终于有爸爸了……”我那时有一种感觉,她好像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件使命,要把我交给父亲。

父亲的特赦,也使我提前结束了在吉林的插队生活。与父亲的第二面,又隔了10年。之后再见到他,他头发也白了,变成一个清瘦的老头。

以父亲为代表的11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特赦后第一个月,爸爸拿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其他人只有100多块,他也很得意,把钱都给了妈妈。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先走,他让妈妈把其中的100块钱存起来,对妈妈说:“我身体不好,说不在就不在了,这钱留着给你们备用。”

其实,爸爸出来后,妈妈的状态并未减轻,相反,她的精神负担更重了。爸爸每天出去上班时,妈妈在中午、晚上,都在他下班的时间提前到楼下等,稍微晚几分钟就受不了,觉得出了大事,幻听更严重了,总觉得有人要把爸爸从她身边带走。那段时间妈妈一直在吃药,那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她整天昏昏沉沉的。爸爸对妈妈的病不是很理解,而妈妈也很自责,经常说自己拖累了一家人。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没有任何预兆。爸爸看到妈妈躺下,以为她睡着了,于是到隔壁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他再回来一看,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他楼上楼下地找,没发现,这时,有人告诉他说:“刚才有个老太太投河了。”爸爸并不会游泳,一着急,跟着跳进河里,幸亏经过的一个学生下河救了他。

妈妈的离去,对爸爸打击很大,他大病一场,母亲的遗体告别会他也没有办法参加,只是躺在病床上伤心地掉眼泪。我们让他题写挽联,他上来就写“难妻”,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太好,劝他改过来,他最后也同意了。

谁也没有想到,在终于把父亲等回来之后,妈妈最终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未竟的心愿

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经常自嘲是“败军之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父亲的晚年也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作息时间一成不变,自己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桌子上的书也撂得整整齐齐的。平时散步也像军人走正步一样,眼睛从不往两边看。一直到去世,他的腰都挺得笔直。

但是我深深体会到,在严肃甚至略显刻板的外表下:父亲却有一颗善良而温柔的心。两岸关系松动以后,他和一些老战友恢复了通信,我后来看到那些信,信里都饱含了对他们的感情;他还给战死的旧部做墓地、寄抚恤金;还有很多境遇很不好的老部下找到父亲,父亲尽量给写证明、寄钱寄粮票,尽一切所能帮助他们。

后来,父亲又陆陆续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被第一次得到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后来,我特地把它带到八宝山,对父亲“念叨”了这件事。我想,他如果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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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父亲 1975年 国民党正面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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