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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彭:百团大战不请示 伪君子

2013年12月11日 08:1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李捷 于俊道

8月2日开中央全会。

主席讲话着重谈路线问题;谈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谈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

接着就是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是批斗中最积极的人,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主席,拼命地表现他自己。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一个会,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林彪第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占了一大半时间。

原来小组会是按地区分组,后来就扩大了。我原在西北张德生负责的那个组,以后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到中央全会时期,又合编两个大区的人为一个组,人数很多,林伯渠、吴玉章等也都到这个组来了。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开始我的态度还很强硬,有人说我是彭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我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我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交代彭的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西。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10〕。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我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缄默。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些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

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衷心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我们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我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我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我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我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我们观点相同,也陷入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我们一道并列点名。

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

为此,请了几位老帅做彭的工作,又让陶铸来做我的工作。我相信陶能理解我们,于是对陶毫无隐瞒,把上山前后的种种情况都和他讲了。我说:我们只是对当前情况看法相同;对主席23日讲话感到震惊;个别人在冲动中说了错话,又因怕被误解而不敢坦白交代;根本不存在反党活动,我无法认账。陶铸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又来和我谈,说: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我仍然不服地说:如果形迹可疑,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我承认?陶铸又没有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次来谈。这次他对我责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现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聚集在此,7月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我反复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我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我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被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实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彭、黄、张一个个被劝认账后,在大会上都做了检查,只有小舟没做。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在总理、彭真主持下,写出了决议草案。写成后又要我们签字承认。这字好难签,但我们已经是不得不签了。

我们这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我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我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不仅影响我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的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

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中央领导多数仍希望只限于批评这几个人,不要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新中国成立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的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

毛主席建党、建军、新中国成立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著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以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致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11〕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庐山会议 百团大战 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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