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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忆1959年:谁提要求谁就犯罪 遭法办劳改

2012年10月22日 15:30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谢贵平

核心提示:黄立众所反映的,地方干部不顾群众生理特征,强迫群众日夜干活,“对群众打骂、捆绑、绳吊、法办,在无休止的大小会议上,有谁提出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谁就是叛党,谁就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而招致跪长凳的辩论、斗争,甚至法办劳改。”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作者:谢贵平,原题: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

从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广大农村带来破坏和灾难,导致“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盛行,无为县农村也是这样。

共产风和平调风,须依靠无偿调用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所需房屋、用具等大多数都是向生产队和社员平调。1958年秋至1959年上半年,无为全县毁去村庄1591个,拆毁农民住房6.5万多间;还有的移民并村,把农民一家祖孙三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1960年春办万头养猪场、万鸡山、万鹅湖,对社员的家禽实行无偿大集中,实际上就是无偿剥夺,致使大部分村庄鸡、鸭、鹅断种。注4在人民公社化之前,自留地、家庭副业都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市场提供蔬菜、副食品的重要渠道。但是在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归集体,家庭副业也不准搞,否则就被指斥为搞资本主义。

1958年夏农业大跃进,无为县内刮起了浮夸风,大办农村集体食堂。粮食产量“卫星”一放再放。据1958年8月20日《无为日报》(号外)载:石涧区拓城社第五作业区第17小队放出一颗中稻卫星,一亩零九厘中稻,共收稻谷33709斤,平均亩产30926斤。注5而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却是如当时任无为县粮食局主任的夏可文注6所说,当时奉上级命令,让他去调查了解农民亩产到底是多少,他随机抽取三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农田分成三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经过计算发现实际情况是:上等田平均亩产是120斤;中等田平均亩产是80斤;下等田平均亩产是40斤。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注7虚报的总产量只得在社、队亩产上浮夸,在粮库里做夸大的假账,在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上下工夫,大搞所谓“低标准,瓜菜代”。

生产瞎指挥风,表现为不顾自然规律一味蛮干。1959年春,县政府要求全县提前半个月,即在清明前3天播种,由于稻种不能在常温下发芽,一下损失早稻种子8万斤。幸存的少量秧苗,又要求提前栽插,因苗短气温低,栽下的20多万亩秧苗几乎冻死殆尽;地方干部强迫社员用盐水拌种,盐水下田,仅开城区在早、中稻栽插后就下田1.8万斤食盐,严重破坏了土壤结构。
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们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地方干部便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方干部竟打人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打。对于“吃食堂”问题,地方干部只讲参加食堂自愿,不准退出自由,群众谁也不敢说不干。尽管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每当电话会议时都提到干部作风问题,可地方干部仍然打人、骂人,甚至逼死人命。正如黄立众所反映的,地方干部不顾群众生理特征,强迫群众日夜干活,“对群众打骂、捆绑、绳吊、法办,在无休止的大小会议上,有谁提出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谁就是叛党,谁就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而招致跪长凳的辩论、斗争,甚至法办劳改。”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农民 劳改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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