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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忆反右:革命同志也有你死我活的残酷关系

2012年10月12日 10: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 作者:王曾瑜

二、日常生活

历史系的57级新生住进30斋,六人一间宿舍,上下铺木板床,我挑了上铺。北京风沙很大,有一次去课堂忘了关窗,四层的宿舍上下床铺竟是一层黄沙。当时的衣料没有化学纤维,学生是清一色的棉布衣。上海街上很少有人穿打补靪的衣服,而北大的男生往往是打补靪,即使见到老师,也都没有寒酸感。女生们则注意衣著,没有打补靪的。呢衣是十分珍贵的。张政烺先生讲课,有一次无板刷,竟用呢中山装的衣袖擦黑板,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虽有粮食定量,进校之初还是随便按需打饭。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五分,乙菜是一角,都是荤菜,丙菜八分,也有少量荤食,唯有丁菜五分,是全素。我还是初次吃北方的玉米窝头,小米和高粱饭。我对北方的伙食没有什么不习惯,但令人乏味的是春节,除了年三十改善伙食外,年初一就一切照旧,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学生上课的装备,一般是一个布书包,另加一个装搪瓷碗的小饭袋,走路时,小勺就磕碰饭碗,叮噹作响。

一般说来,一个大学生每月十多元就够用了,很多人还申请补助。当时一元约合现在十一、二元。班里只有个别北京同学有自行车,手表也很少,大家对有表者谑称“有表阶级”,大多数人则称“无表阶级”。每个斋只装一部电话,北京同学也许稍有使用,其他人则大致与电话绝缘。北京也有少量出租汽车,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一般叫出租汽车,载本人和行李前往新单位或车站。

用今天的生活标准看来,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相当清苦的,但当时大家没有苦的感觉。回忆起来,虽有恍如隔世之感,却仍有某种甜意。

三、初期学习

我们入校後的第一学期,还是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按当时五年学制,前三年是上基础课,後两年才分专业。考古专业是在当时各大高校中仅有的,历史专业还分各种专门化。回顾起来,三年基础课是太长太多了,还是一种灌输式的教学,考试无非是死记硬背。文革後,我曾向历史系负责人建议,可否大量削减基础课,以让学生们自己读书为主,老师只作些辅导。回答是否定的,说学生不用功,如果不用灌输式,正好助成他们偷懒。我们当时自然不是如此,北大的学子大多是非常用功的。

当时北大的第一外语是俄文和英文。我经过测试,分配在俄语快班。我对俄语没有兴趣,听说中国古代史日语有用,可是日语属第二外语,只能在後来学。最初半年学俄语,极不适应。後来不知怎么,推我当俄语课代表,只能下功夫学,长进较快。但当时对学生的外语能力要求低,只强调读,我大约能每小时念几页苏联的哲学课本。但快班一结业,不间断的运动和劳动,使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和提高,俄语就此扔弃。後来学日语也大致依此循环,徒然浪费时间。外语学习,无非是死记硬背,细水长流,久则熟能生巧,并且应当以增强听力为主。我们这一代人的外语学习,除很少数人外,只能提供失败的教训,尽管主要不是我们自身的责任,因为当时系里只安排运动和劳动,根本不容有细水长流学外语的时间。

57级新生入学,最初的老师其实是56级的师兄。我清楚记得,如张镜明、任长泰等师兄,向我传授了大学学习的要诀,教我如何在课外寻找和阅读参考书。他们说,中学的老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而大学的老师则可以经常承认自己不知道。其实,学问之大,老师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回顾自己如何由中学生转变为大学生,是应当十分感谢师兄们。

四、反右派等运动

新生入学,最初是由系团总支书记吴维能给我们做报告。後来方知,吴维能其实是54级的,他出身小八路,自然是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等不及毕业,就做了干部。但是,殊不料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仅两年之后,他因为亲人饿死,转瞬间便成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罚在食堂劳动。後在文革期间,含恨自杀。类似的事例当然不止他一位。记得给我们讲公共政治课的,有一位沈少周先生,他反复给我们灌输,只要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此一规范式的政治套语,到文革时又改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之类有异议,就应当首先检查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但曾几何时,他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还是在我们入学前。当时北大学生中最著名的右派分子是物理系的谭天荣和数学系的刘奇弟。我没有见过谭天荣,据说他在人生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操劳。但刘奇弟被捕的一幕,为我亲睹。在一个深秋寒夜,大喇叭把我喊醒,说是极右分子刘奇弟打人,于是我赶到大礼堂兼大饭厅。我穿了厚毛衣,还不习惯北方的寒冷,而刘奇弟只穿一件衬衫和毛背心,在台上被斗,但他不肯屈服,于是叫来了公安人员,把他押走。一般情况下,打人自

然构不成被捕的罪名,但刘奇弟的特殊身份却可以法外加刑。据说他已含恨离开人世。

57级最初分三班,我所在的三班被分配参加54级考古班的反右派斗争。定为右派的最初只有胡琦,回想起来,他的思想似乎比较活跃,例如主张中国效法南斯拉夫,对苏联采取较为独立的态度,当时也算右派言论。1958年初是一个严寒的冬季,有时下雪。全校停止一切教学活动,集中时间处理右派,并且增加右派名额。由党支部提出情况介绍,交大家讨论,某人算不算右派。说是党支部没有定论,其实只要提出来,就不可能不定为右派。54级考古班新增两名右派。一位是段静修,他後来改名一平,经劳改後,转到我们57级。他显然颇为桀骜不驯,其右派言论有讽刺一位党员女同学为母系氏族社会氏族长等。在批判的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如今回想起来,是极为不易的。另一位陈德钧,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象样的右派言论,也难逃一劫,这够得上是祖宗相传的“腹非”之罪吧。最後,他只是流下了痛苦而委屈的泪水。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王曾瑜 反右 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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