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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忆反右:革命同志也有你死我活的残酷关系

2012年10月12日 10: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 作者:王曾瑜

核心提示: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是“革命同志”之间精诚友爱,患难与共的关系,但事实上至少还有另一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人际关系。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

(王曾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作者:王曾瑜,原题: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

行年六十有五,已是标准的老人。人到老年,思考和理解力尚可,而记忆力的减退,自不可免。回顾1957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旧事,很容易引起人们常说的往事如烟、人生苦短之感慨。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世界各国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我认为,这应是对母校校史所作的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如果用另一句白话说,就是在不良政治下,北京大学做了本来不需要做的事,却未能把本来应当做的事做好。

但是,对一个特殊群体,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而论,我们在校期间,对推动本国历史进步说不上做出贡献,主要还是属于多灾多难而蒙受损失的群体。用一位同学的话说,我们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尽管时代给了我们过大的缺憾,但在文革结束後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还是勉力承担着中国大陆教、科、文等方面的工作。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和历史,与重大事件、杰出人物相比,是更加注重民众普通的、平常的、基本的,甚至是简单的生活状况和意愿,这些其实是任何时代历史的基石。本文所写的主要正是後一种情况。单纯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今人已不可能苛求中华传世的古代史料,为後一种状况留下丰赡的记录,但今人应当为当代史尽量留下此类记录。

我个人本着写信史的态度,撰写此篇文字,力求客观和公正。但时隔四十馀年,却不能保证记忆完全无误。由于在此前已有一些文章,记录了自己大学生活的一鳞半爪,也坦白承认了自己所做的错事,本文将尽可能少一些重复。

一、初进北大

1957年9月,一列自上海到北京的特别慢车,装载着北大的新学子,以三天三夜的时间,驰向北京。当时京沪线还是单轨,我们的列车是逢车必让,不论是後面追上的列车或是前面驰来的列车。列车上陈设简单,座位类似于木条凳,靠背很低,头部根本无法倚靠。只消一夜,就腰酸背疼。列车上当然没有餐车,只能自带乾粮。每逢一个大站,总是要停靠好几小时,但没有准确的开车时刻,何况我们一般都没有手表。所以不敢离开车站远走。我们这些上海人,一般自幼生活在当时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初到外地,立即感觉外地的落後。记得在济南停靠时,我和中学同学殷福珊(他考上化学系,至今仍是我的挚友)在附近一个简陋的小饭馆各吃一碗面,竟比上海最低级的清汤阳春面还乏味。在我们上海人看来,如徐州、济南简直就不像城市。

疲惫和难熬的列车生活终於结束,列车停靠在当时唯一的前门站,由北大发来的大轿车把新生接往北大。至今回忆起来,沿途最使自己激动的建筑,一是天安门,这是过去只能在电影和图片上见到的,二是高大壮观的北京城墙。北京城本是中国传世最大最好的城墙,可惜在文革後期基本拆毁。当年力主保护和开发利用城墙的梁思成先生不得不含恨辞世。事有巧合,我2003年9月访问日本时,日本学者还是非常怀念他,正是他向美军提出了不轰炸京都和奈良的建议,使日本珍贵的古文物得以保存。我内心不免深深地悲慨,梁先生能保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却不能保全心爱的祖国的北京城,这种悲剧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华子孙深自反省。多年以来,“我们一贯如何如何”之类常用套语,用以掩饰没有预见,出尔反尔,缺乏诚信,不能不使我愈来愈反感。例如对于保护文物,难道就能使用“我们一贯重视文物保护”一句话,就一了百了吗?

轿车停在哲学楼,我们初次见到如此美丽的大校园,一切都感到新奇。上海的几个公园哪一个都不如燕园。当夜游校园,竟迷失了归路,哲学楼成了我们初进校园时识别方位的座标。上海人初次去颐和园,在晴空映照下的碧波中荡桨划船,宛如置身于仙境,此种感受是後来所没有的。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王曾瑜 反右 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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