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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叶兆言谈文革:除了革命 没有任何文化

2012年02月11日 10:02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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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

本文摘自《亲历历史》,作者:叶兆言,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叶兆言 文革 造反派 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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