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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女婿刘铮披露76年岳父突然染病早逝真相

2011年02月26日 10:3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郭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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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岳丈

在中南海永福堂,康克清和朱敏把刘铮引进朱德的会客室。朱德正在专心读报,看到刘铮,立刻起身,微笑着迎上来和他握手,并关切地说:“好啊,外面好,国内也好嘛,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需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适应。”

记者: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朱老总的情景?

刘铮:第一次见朱老总是我从苏联回国以后,我在那里工作4年以后回国。

记者:第一次见老丈人,而且他是那样的身份,您心里紧张不紧张?

刘铮:当时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老人家不是那么严肃啊,他笑眯眯的,我也不觉得紧张。老人家高兴地说,你过来了,今后有什么打算啊。我讲得很简单,一个是听从组织安排,那时候都是组织安排,服从组织安排;再一个就是把家里头安排好。他问,你们住在哪儿?以后你们家安在哪儿?当时我一下愣了,按理来讲呢,朱敏住在哪儿我就住在哪儿。突然这么问我一句,我就发愣了,也只能说听组织安排了,怎么安排怎么做。他说,噢,对,暂时先住在我这儿吧,你们还没安排好呢,刚回来,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另外还说,希望你好好工作,你们两个都一样,不要以为住在这儿就比别人高一等,工作,别人怎么做,你们怎么做。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老人家是很和蔼可亲的。

记者:你们在朱老总那儿住了多长时间?

刘铮:住了有两三年的时间,到我那个大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记者:后来朱阿姨是不是在北师大分到一间很小的屋子?

刘铮:是,因为当时呢,老人家也讲过,你们在哪里工作还应该搬到哪里,这样你们能够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要靠自己。

记者:那个房子怎么样,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吗?

刘铮:那个家很简单,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张床,一把椅子,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后来又给了一个两间一套的,一个单间,一个卧室,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家具,有一张桌子,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是木板床,单独一个立柜,然后就是炊具啊什么的。那时候就是感觉不错啊,困难还不少,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跟我们,老人家就说你们现在还很难把孩子带起来,孩子留在我这儿,我给你们管,你们不要牵挂,你们好好做你们的事。

“我始终牢记爹爹对我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老人家本来活100岁没问题

戎马一生的朱德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他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但没想到,这个习惯最终带来的后果竟成为后人的终生遗憾。

记者:您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朱老总经常去会见外国元首啊什么的,所以您与他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

刘铮:对。因为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待过一段时间,对礼节上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精通的。老人家参加活动比较多,一般都很准时,提前出发,提前到。我当时考虑,外交活动准时就行,但是有的时候通过我们组织安排老人家跟外国元首会见,老人家去得太早,起码提前半小时,没有必要,时间都浪费了。

记者:后来您还给他提过建议?

刘铮:我也不是给老人家建议,是给主管秘书,我说提前几分钟到就没问题了,去得那么早,在那儿待着没事,也很尴尬。

记者:哦,因为他的日程是秘书安排的。后来老总知道后是什么态度?

刘铮:他的主管秘书就采纳了我的建议。结果就有一次,老人家也并没迟到,可是外宾呢去得比较早,差不多提前十几分钟外宾就到了,结果老人家走在后边,那次老人家回去以后就发脾气,但是没有跟我发脾气,他不知道是我出的主意,结果跟秘书发脾气,不过秘书也没有说是我出的馊主意。但是秘书受到了老人家的批评。老人家做事情非常周到,宁可委屈自己,不愿怠慢客人。

记者: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1976年老总去世跟他这个习惯有直接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铮: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那次老人大概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是非常低的,那一次一下子感冒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哮喘,老人家也有糖尿病,长时间的糖尿病,20多年了,后来饮食也不行,到最后是尿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去世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记者:您是不是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劝他,假如他去得晚一点,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刘铮:但是都晚了。这件事在我心里头老是一个疙瘩,老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想起这件事来都是很不舒服的,很痛苦。否则的话,根据老人家的身体,活100多岁没问题。

“爹爹去世时,我就在跟前,当看见爹爹的心跳在监视仪屏幕上变成一条笔直的线时,泪水哗哗地涌出了眼眶……

我想,这悲痛的哭声中有我对爹爹的依恋和爱戴,也有一个女儿孤寂情感的缺憾……

父亲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间满园春色,自己却两袖清风飘然离去……”——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遗产

朱德生活简朴,一生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节衣缩食,在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一点、用几近苛刻的方式积攒了不到两万元存款。朱德早就明确了这笔积蓄的用途。

朱德去世后,遵照遗嘱,康克清又补上一点钱凑成两万,替朱德交上了最后一次党费。

朱德生前多次对子女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记者:您跟朱老总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朱老总是不是对您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刘铮:老人家一直说你们一定要跟普通人一样,孩子们小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坐车,他都跟孩子们说,你们上学,坐个三轮就不错了——那时候三轮车接送他们——我有车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你们不要想别的,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别的学生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有的孩子在老人家身边住着,他清晨很早就带着孩子们出去,一块挖野菜去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过去。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藤椅,从延安时期一直带着,都比较破了,有的地方都散了,他用布包一包,还是坐那个藤椅,在办公室他也用。

记者:可以说,朱老总最后也没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让后人受用终生的。

刘铮:对。我们认为老人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按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个普通人为群众服务,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力而为。所以我们教育孩子也这样,你在你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好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在工作上做不好,别的想法根本不行,根本就是胡思乱想。我们认为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站在爹爹朱德和康克清妈妈的遗像前,刘铮像在报告一份永远写不完的答卷。他一次次地告慰老人家: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他们走向部队,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他们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都在努力地工作,真诚地奉献……

星期天是朱敏家团聚的日子,虽然病弱的朱敏常常只能坐在轮椅上,但是儿孙的亲吻却使她感到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尽管从小到大这个特殊的家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殊的感觉,但他们却深爱着这个家,深爱着他们的爷爷朱德。

后记:2009年4月13日,朱敏因病在北京去世。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刘铮 1941年 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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