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年仅45岁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由于长期为革命拼命工作而积劳成疾，饱受病痛的折磨，未能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和夫人陈琮英只能相偎坐在玉泉山休养所的廊下，打开收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从天安门城楼传来的实况广播。

1949年3月25日，任弼时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在万众欢呼声中进了北平城。不料，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后，任弼时再次发病，而且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低压高达150，脉搏每分钟110次以上。

3月27日晚，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和干部，欢送他们南下长江，为解放江南两万万同胞而奋战，任弼时抱病参加接见活动。活动结束后，医生看他体力实在难以支持，便劝他赶快休息。他这才说:“等公务稍加清理后，即请病假休息。”

当时，任弼时在中央分管青年团工作，最主要的公务是负责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5月4日召开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他顾不上休息，抱病亲自起草了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的长达1.2万字的政治报告稿，并将稿件送毛泽东阅。

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第二天，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作长篇的政治报告，对任弼时当时的体力来说，是超负荷的。他宣读完头一部分后，就开始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休息的时候，许多同志关心他的健康，建议由别的同志代为宣读报告稿。由于体力不支，任弼时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一直坚持坐在主席台上，直到会议结束。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任弼时的健康每况愈下，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日益严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放下全部工作，由香山搬到玉泉山静心治疗，休养。

二

任弼时平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正因为如此，他不习惯于过安逸的疗养生活，所以医生们想方设法使他的精神放松下来。任弼时爱好文学，多才多艺，能挥笔作画，好弹钢琴，喜欢打猎、钓鱼。过去，他做地下工作时，曾以画画为职业掩护革命工作。医生们便为他安排这些活动。因为他血压高，不能看书，医生便限制他看书。但当他独自在屋子里时，手上总是抱着书不放，被医生发现后，他便不好意思地立即释卷。他的保健医生刘佳武给他读古典小说《西游记》，每天读一个小时。当念到唐僧在西天取经，开始因为没有送人情，得到的是无字空本，后来把紫金盂送给了管经书的僧人才取得了真经这一段时，任弼时禁不住哈哈大笑，说:“极乐世界，也并不干净啊！”刘佳武给他抄歌谱让他弹钢琴，还陪他一块去打猎。每次打猎，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定标尺，对准星，兴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绍射击要领。

任弼时脾气好，又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对组织上派给他的年轻的保健医生刘佳武极为尊重，一直叫他“刘医生”，从不叫他的名字或小刘什么的。他家开饭时，要刘佳武坐下一起吃。任弼时为了配合治疗要控制体重，因而他家里的伙食很一般，而且他吃饭还要限量，每天吃的粮、油、菜都要按定量过秤，一个星期还要实行一天饥饿疗法，光吃苹果，不吃饭。他开玩笑地对刘佳武说:“长征的时候想吃，没有东西吃，现在解放了，有吃的了又不让吃。”

任弼时平时很注意节约，又关心同志。他有两部汽车，一部是苏联送的吉姆车，还有一部是旧的瑞士吉普车，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经他同意，可以用吉普车。但是，他总一再叮嘱，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有天半夜，秘书的爱人临产，当时任弼时刚吃了安眠药入睡了，工作人员不好打扰他，就用三轮车把产妇送到医院。第二天他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批评工作人员太机械了，该用车也不用，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三

玉泉山的夏季，凉风习习，泉水汩汩，除却松树枝头不时传来几声鸟的啁啾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无公务缠身，无噪声干扰，经过一段静养，任弼时的食欲与睡眠比过去好多了。

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他，特别是朱总司令来的次数最多。朱德和任弼时，一个生在四川，一个生在湖南，年龄相差18岁，简直就是两代人，然而他们的性格、爱好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俩都是性格内向却又豁达大度的人。朱老总每次来，都要给任弼时带些他最爱吃的东西。两个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见面，照例要先下几盘围棋，而后散步、聊天。

一天，朱老总又来到玉泉山。任弼时兴致很高，建议开一个家庭音乐会。他自己弹钢琴，让大女儿远志拉小提琴伴奏，朱老总则领着其余的人合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唱了没两句，任弼时也放开喉咙用俄文唱起来。

一天傍晚，刘佳武和卫士陪任弼时到附近田野里散步，这时，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弯了下来。薄暮中，只见一位老汉拿着竹竿伫立在水塘边。任弼时上前问老汉:多大岁数，收成好不好，打的粮食够不够吃？老汉一一作答。当他问老人吃晚饭没有？老人说:“没有啦，这两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给糟蹋了！”任弼时回头问卫士:“鸭子哪儿来的？”卫士说:“是伙房放养在水塘里的。”任弼时明白了，原来是鸭子侵害了群众的庄稼。他向老汉表示了歉意，马上吩咐卫士通知管理员，不得再把鸭子放养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去散步，为的是检查鸭子是否还放在那里，结果未见到一只鸭子。

玉泉山疗养所附近，有个程家花园，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的私宅。附近有一条小河，河水从疗养院的围墙外淙淙地流向青龙桥。一天清晨，任弼时外出散步，正巧碰上程砚秋先生正领着弟子在河边借着水音和墙壁的回音练嗓子。任弼时知道程砚秋先生是个颇有民族气节的人，便很客气地把程砚秋先生请到疗养所里，亲切地与他交谈起来。任弼时说:“听说你抗日时期在这里种地？”程说:“是的，日本人来了，我不想给他们演戏。”临别时，任弼时很真诚地请程砚秋先生有时间常来交谈。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8月31日，任弼时请总参二局的戴镜元陪他去程宅访问程砚秋先生。任弼时后来对人说，这是“我等印象最佳”的一次访问。9月10日，任弼时致书程砚秋“……先生有意研究马列主义，甚为钦佩。现送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及《中国革命读本》各一册。这是比较容易看的课本，希笑纳！”

四

10月29日，应中共中央的要求，苏联政府派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主任瓦西林柯和神经科主任康诺瓦诺夫教授专程来北京为任弼时检查病情。两位苏联医生认为任弼时病情很严重，建议任弼时去莫斯科治疗3个月。

11月21日，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任弼时去苏联治疗一事。经斯大林同意，中共中央决定送任弼时赴苏治病。在任弼时赴苏前夕，毛泽东专程来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为他送行，并再三叮嘱任弼时安心治病，尽早恢复健康。

1949年底，毛泽东赴苏访问。当时，任弼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泽东趁到该医院检查身体之际，看望了任弼时和其他几位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1950年初，当任弼时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疗养院后，毛泽东又专程去看望任弼时。当苏联医生告诉他任弼时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毛泽东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任弼时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专程去毛泽东住处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心想让任弼时换换口味，特意吩咐厨师除做两样不放盐的菜外，还专门准备了一盘湖南家乡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刺激性的食物时，便又把那盘鱼端得很高，幽默地说:“对不起啦，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啊！”任弼时两手一摊，作出无奈的样子摇摇头，会意地笑了。

在饭桌上，任弼时还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选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且具有实干、苦干精神的知识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毛泽东很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颇有同感地说:“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

1950年5月底，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北京。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他自以为病情得到缓解，便向中央请求工作。经毛泽东同中央其他几位书记商议，同意任弼时每天只工作4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任弼时就把病情抛诸脑后，先把工作时间每天增至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每天往往工作在8小时以上。然而，任弼时被严重损坏了的身体却未能允许他更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1950年10月27日竟遽然长逝！终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