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在法庭接受审判。图片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 2010年第1期  作者:杨银禄(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退休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近年来，不断有文章描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形。这些文章有的过于简略，有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讲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愁云惨雾散开去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政坛也发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逝世。

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全党和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无不担忧中国的前途命运。“四人帮”则加快了抢夺最高权力的步伐，使得中央无法正常工作。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去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被组织上派到钓鱼台9号楼和西城区按院胡同41号院，清理登记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资料、书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写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及中央办公厅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况。我对这些文章不敢恭维，有的讲得很简单，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则大谬不然，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具体地讲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说，要根据每个批判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批判。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反党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对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对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等罪行；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办公厅和长沙告状等罪行。

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时间和方法，意见中提出:批判会预定11月下旬开始，12月上旬结束。对四个批判对象分别批判，每个对象批判两个半天。批判会要讲究效果，要开得有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有根有据，要有发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读。每个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20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可以穿插质问、呼口号。批判中要讲政策，叫批判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再站起来，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叫他(她)们低头弯腰，不要搞“喷气式”。总之，不要用“四人帮”煽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时武斗的方式来批判“四人帮”，不要搞他们那一套。

意见还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所以参加了第二组的警卫局分组。11月25日上午7时，我们乘坐三四辆大轿车和几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地从城内出发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中南海距离秦城75公里，1小时40分钟后到达。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

江青态度比较差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大门开在东北角，西南两边摆放着桌椅，供出席批判会的工作人员坐，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显然是供批判对象坐的。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