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与“五七干校”》作者:郭德宏 宋淑玉 张艺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7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讲到教育:“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个讲话(后称做“五七指示”)发表后，内地许多地方就办起了“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干校”，将那些靠边站了的，被罢了官的，被打倒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送到“五七干校”去进行“劳动锻炼”和“学习改造”。1968年12月15日，陇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很快紧跟形势，也办起了“五七干校”，第一批就将县委会、人委会和公检法(公安局、县检察院、县法院)即所谓“三大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除结合在革委会班子里以及挑选部分人员留在县革委机关工作外，其余的人“一锅端”到了县“五七干校”。

陇川县“五七干校”办在今景罕镇广等办事处胜利寨子，后搬迁至曼允寨子边，再后又新建在今县广等职业中学处。

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当时的路线政策等历史原因，许多群众怕挨整，纷纷逃往缅甸。不少地方的群众只是随身带了点衣物出走，连家里的房屋、耕牛、猪鸡鹅鸭、田里成熟了的稻谷等等统统丢下不要了，有的成寨成村地一夜之间就跑得光光的，大片田地以后便无人耕种而荒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四军驻龙陵镇安部队派兵到陇川寻找生产基地，选中了胜德这块地方。这里地势平坦，荒田很多，水利条件好，土质肥沃，于是就划定了几百亩荒田作部队的生产基地，生产部队的营房就建盖在胜德寨子边。

1968年年底至1969年年初，部队换防，驻胜德生产基地的部队撤走，将生产基地的田及简陋营房等移交地方，由陇川县革命委员会派人与部队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决定将部队生产基地改办为陇川县“五七干校”。

“新生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过去的一切都被加上了一个“旧”字。“三大机关”被诬为“旧衙门”， “三大机关”的工作人员被诬为“旧人员”，而且这些人都是“不可靠”的，自然就成为进“五七干校”的对象了。进干校的人，除了“三大机关”的人员外，后来还有县民族工作队的干部，各公社的武装干部，陇川中学的教职员工，其他部门所谓“有问题”的人一样送“五七干校”，到那里改造思想、交代问题，接受批判。

我是1969年1月中旬进陇川县“五七干校”的。当时我在陇川中学(现在陇川一中)工作，任学校教导主任职务，也把我列为“走资派”和“二月逆流黑干将”遭到乱批斗。

我到了“五七干校”被安排在生产部队留下来的旧仓库里住宿，各人抱来一捆稻草往地上一铺就算是“床”了。进干校，要求工具自己带，我们带去了锄头、镰刀等简单的生产工具，有的还带去砍刀。许多人到了干校还是学会了不少本领，没有凳子就自己制，先是用一节大竹，将中间部分砍去一半，削平当小凳子用；后来有的人就到附近树林里砍来木质较好的小树制作成凳子架，破些竹篾子编起来，这种凳子就好坐多了；再以后就发展到用藤篾编，再涂上清光漆，制作凳子的技术就越来越好了，美观秀气，一个学着一个做，一时间，干校编凳子掀起了热潮。

还未进“五七干校”，就听人讲干校名字好听，宣传好听，干校是个大学校，到那里学习，进行劳动锻炼，裤脚一卷，锄头一扛，再大的官也和普通人一样，大家一样平等，分不出谁高谁低，是改造世界观、树立群众观点的好办法等等。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又有人告诉我说县“三大机关”的干部进“五七干校”后，干校管理人员视他们像敌人，那里的环境气氛十分恐怖。当时的“五七干校”属陇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直接领导，县革委会副主任杨永光具体负责，实际在干校管事的是五十四军姓常的一个军医，大家习惯地称他“常医生”。“常医生”虽是个医生，但他对人凶得很，所有在干校的军代表都随身带有武器，对地方干部没有一个好脸嘴，没有一个好声气。军代表在大会上讲你们来到“五七干校”，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来接受改造的，要服从干校的管理，如果有人不老实，想脚底上抹油(指逃跑)，那我们的机枪就不客气了。当时干校管理戒备森严，规定凡是进去了的人，不准请假，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若有特殊情况需请假的，层层报批。当时实行半军事化，搞班、排部队编制，一个系统一个排，一个单位一个班，凡请假的，由班里提出意见报排，排再报到干校管理人员那里最后审批。

当时，从表面上“五七干校”是爱护和保护干部的，说干部到“五七干校”是来锻炼的，通过学习、改造，提高“三个觉悟”，犯了路线错误的，对党、对人民有“罪”的，要好好检查，低头认“罪”，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批判不准搞武斗，只搞文斗。但事实恰恰与他们说的相反，在“五七干校”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斗会上把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加制止，反而说“群众有气”，实际是在纵容武斗，支持武斗。我们学校教职工刚到“五七干校”的那天晚上，正好碰上批斗县委会干部李德超。当时只要有一家开批斗会，所有学员都得参加，这叫做互相支持。李德超是县委会的打字员，只因他以前对领导发过牢骚，“文革”开始就将他列为重点批斗对象，说他有反党言论。在这天晚上的批斗会上，有人质问他如何进行反革命的问题，说他是反革命，李德超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反革命，并讲了几句过头话，于是造反派就说他顽固不化，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不给点厉害看看不行，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于是就压他的杠子。所谓的“压杠子”是一种十分残忍的酷刑，他们将他按跪在地上，用两米来长、碗口粗的一根木头卡在两脚的脚弯筋处，木头两头由两人用力往下踩，李德超被压得惨叫，让人难以目睹，就这样，又是压杠子，又是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李德超！”“李德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将李德超往死里整，但李德超仍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批斗会上，军代表也在场坐着，但从未制止搞武斗。批斗完了，又将李德超架上“喷气式”在“五七干校”校园里游了一圈才结束。游李德超的校园里，各单位也把自己单位的所谓“走资派”拉出来与李德超“享受”同等“待遇”，我也没有被放过，被架上“喷气式”参加游了一圈。游完校园，造反派又命令被游人员统统跪下磕响头，有人大声数数“一、二、三……”连磕了一百二十个响头，以示对“当权派”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