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蒋介石下令将四批总值700万两黄金秘密运往台湾。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他写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评为有关黄金运台的“最详尽客观之作”。

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1950年3月1日)的总裁办公费

1997年9月，笔者回台湾担任短期访问教授。留台期间，在先父的一个公文柜中找出一张借据。这是40多年前笔者留美时，为筹措旅费，先父向经国先生借的新台币6万元(当时合美金1500元)。看到这张借条上印有“主计室主任赵志华”，并批有“奉准照借”四个字。笔者来美不到一年如数归还后，把借条拿回。

这张借据上的赵志华，1962年12月他在这张借据上签章时，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据他说，签批“奉准照借”当然是奉蒋经国(当时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统一掌管情报)之命借的。这张借据，是先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向人借贷。父亲当时刚从联勤副总司令退伍(全部退役金才10万元新台币，是2500美元)，担任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的新职。这是台湾经济起飞前，做公务员的窘态。相信这是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军、公、教人员及家属所共有过的经验。

从1997年的电话长谈中得知，赵志华于1949年-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又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先父经管的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总裁。赵志华回忆道，在溪口期间，他在第九组(组长陈舜畊)。当时总裁办公室编制总共不到100人。大家都没有薪水，每个月夏功权到宁波市银行去“借”伙食费。随从人员生活很苦，赵志华说:“三餐只有酸菜、毛豆等蔬食下饭。偶尔大家吃点荤肉，就挨总裁骂。”在离开溪口转往马公、上海(复兴岛)前后，曾得毛人凤“赒济”银圆4万块。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于1991年回忆(《中外杂志》):

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即先父)为我们带了银圆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49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仅有的两大笔收入。

1950年1月，父亲有一则记录颇堪玩味:“舜畊来办公室，送来账单一迭，嘱研究。即邀往公园坐后，说蒋教育长(按:指经国)有事转达，但吞吐其词，此已为第三次，不知究为何事，实属不解。”以后几天里，两人又见了面，但始终没有再记此事。关键在于这迭账单究竟是谁的？如果是蒋经国的，以他当时的职位(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不能向财务署直接报销的(蒋介石到3月才复职，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才有政府公职)；如果是总裁的，那就无须吞吞吐吐了。先父不是搞政治的人，换个人这就是拉拢蒋经国的良机，有何不可解呢？也是明知故问的，要站稳脚跟，不愿去做讨好奉迎的事。

世界各国退休或刚离职的总统，多能以公费继续维持一个办公室(虽然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建立此制度)，陈舜畊向先父替前总统要点生活费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总裁办公室”，他们生活也是自我克制的，没有大吃大喝，其实是十分清苦，如果不是赵志华说出这些生活细节，大家不会相信在蒋身边会这样苦。早年中共宣传的蒋介石，是一个腐败集团的中心。台湾也有些人以为两蒋强人时代，党国不分，如果真的不分，在掌管这许多金银美钞的笔者父亲那儿，尽可予取予求，蒋总裁身边的人生活何必那样寒酸呢？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颇有趣的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总统府”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总统府”总有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Robert K.S.Lin，1897-1969，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蒋“总统”为公家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