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的缘起与前期进展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而后转移到华沙举行，至肯尼迪当选总统，历时已有五年多。尽管双方先后讨论过的问题很广泛，但主要议题和争执焦点却一直是美国侵犯台湾的问题，其次是人员遣返和记者互访问题。谈判进展缓慢，成果极为有限，只是在1955年9月10日达成并发布了一项关于平民回国的协议，促成放行滞留在对方国内的本国平民。

中美会谈的建议是中国在以和平共处的姿态走向世界，为国内建设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中方对会谈的态度本来很积极，期望能籍此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故于会谈前即主动释放了11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收到良好的舆论效果，又于1955年9月宣布准许12名美国人离境。起初中方的谈判方针也是先易后难，即先从人员遣返、取消禁运、记者互访、文化交流、人民往来、司法协议等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开启中美两国民间接触的道路，改善会谈的气氛，再谋求解决台湾等难题。

但进入实质性会谈后，以杜勒斯（Forster Dulles）为代表的美国决策人不仅无意解决重大政治问题，而且在各项具体问题上也设置重重障碍，拖延谈判。1958年上半年，又因美国有意降低谈判级别，迟迟不任命新的代表，而使谈判一度中断。

1958年7月下旬，美国通知中方，将任命驻波兰大使比姆（Beam, Jacob D.）为新的谈判代表，同中方进一步协商重开会谈。8月初，比姆又同中国驻华沙大使馆联系，试图安排在8月7日进行会晤。

就在会谈可望恢复之际，中国领导人显然想用危机心理促使美国重视谈判的实际意义。毛泽东毅然决策，于8月23日炮轰金门。这次台海危机在客观上使美国对谈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比较务实的态度坐回谈判桌前。

中国方面继续对会谈寄予希望，毛主席9月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美关系问题专门召开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都出席了会议。外交部根据中央的决定拟订了中美会谈的方案。毛泽东特意嘱咐谈判代表王炳南: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等等。这说明中国领导人确实是想通过华沙会谈，缓和中美关系和东亚紧张局势。

在9月15日恢复会谈的第一次会议上，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是美军撤出台湾地区，中国政府收复金门、马祖和沿海岛屿后，将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澎湖，在一定时期内不使用武力。美国则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金门、马祖使用武力，由美国说服台湾当局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反攻大陆。

中国警惕到美国有划海为界，搞“两个中国”的倾向，遂暂时放弃了收复金马的打算。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中美会谈以继续下去为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避免再度发生可能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台海危机，也要在谈判桌上拖住中国。尽管它对跨越鸿沟达成具体成果不抱多少希望，但还是要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同中国谈下去。

显然，中国领导人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的拖延态度所激怒，断定对方没有诚意改善关系。由此看来，想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着手渐进地推动谈判是行不通了。同时，伴随着中苏两党在“时代特征”与“帝国主义本性”等问题上的激烈论战，中共对国际问题反应过度的倾向抬头，认为美国政府敌视和遏制中国的立场绝难改变，对美谈判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立足于“斗争”和“针锋相对”。于是中国在1960年上半年修改了对美谈判的方针，认为前一段会谈分别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这样，谈判解决问题的次序就从“先易后难”转为“先难后易”，即索性搁置各项具体问题的谈判，迫使美国先解决根本问题。

1960年5月26日，周恩来告诉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问题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如果美国承认这两个原则，自然我们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8月30日，周恩来又向美国记者斯诺表明:“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

9月13日，中方正式声明，今后不再同美方讨论“枝节问题”，只讨论“根本问题”，也就是要美国同意“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全部武装力量”的问题。美国则坚持要中国先同意在这一地区放弃使用武力。由于双方都是以对方先做重大政治让步为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于是谈判又陷于长期僵持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