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 《反腐风暴》 作者:王少军 张福兴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三反”运动既是一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性斗争，又是一项要深入调查、注重证据的工作。由于当时采取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不可避免地导致运动出现偏差，主要是“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很多地方发生过‘逼供信’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诱供情况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甚至使用了残酷的肉刑”，致使运动有扩大化趋势，打出了一些“假老虎”，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其实，在“打虎”运动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斗争手段逐渐升级的现象，有些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许可范围。1952年1月，北京市委的一份报告说:“单纯采用斗争大会来强攻硬打，结果发生了偏差，如546工厂(原70兵工厂)在一些群众会上提出21个老虎对象，一天即私自扣捕六人；有的单位并曾发生打、骂、罚跪、脱了衣服挨冻等错误办法。”而据华东局1月23日的报告:截止1月21日，“贪污分子自杀身死者四人，自杀未死者六人，神经失常者二人”。1月29日，中南军区党委的一个指示，明确表示“不准打人、捆人，不得有辱骂及侮辱人格的行为”。这说明，当时“逼、供、信”和偷用私刑等问题已相当严重。

由于上级组织一再施压，各地的“打虎”活动高潮迭起。急于求成，只重数字，不重证据，使得对一些“老虎”的定案，近乎儿戏。在广东省，人们白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明查暗访，寻找“虎踪”；晚上挑灯夜战，分析“虎情”，确定“虎案”。一时四方云扰，殆无虚日。华南分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证据不足，定案匆忙，使得运动出现偏差。“如东江区的运输公司，二天内定了老虎47只，其方法是一人提意见，全体举手通过。这些情况，各地委多已纠正。其次，计算贪污的时间、方法、界线亦有偏差，如兴梅地委三反办公室认为，有一个机关原有40多人，解散时领了如数的聚餐费，当时分配到各机关去的有30多人，留下的仅10人。他们把这笔款大吃大喝三天，是属浮报名额，主管人应作贪污论处。西江地委把解放前银行的旧人员，利用国民党规例名义，领取‘遣散费’、‘年终奖金’、‘借薪’，作为集团贪污案处理(已去电纠正)。”

但这只是九牛一毛。据广东省3月初统计，全省有90%的“老虎”没有定案，翻供的很多。财经、政法、文教系统和各区的1505只“老虎”中，有306人翻案。自杀人数也在直线激增，至3月7日，全省已发生69起，死了39人。另据统计，仅广州市委系统，就有33人自杀，省府直属机关7人，华南财委直属机关2人，华南军区各部队14人，华南分局直属机关3人，“自杀原因，畏罪35人，牵涉政治问题12人，伪装自杀4人，被众人恐吓或被逼供2人”。

江苏省进入“打虎”高潮后，为了完成任务，各地已不是一只一只地打，而是一窝一窝地打。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总结研究出许多“打虎”战术和策略，如“敲山震虎”、“寻找虎踪”、“联合作战”、“内外兜剿”、“调虎离山”、“以虎制虎”、“专案专人”、“包捉包打”等等。有的地方组织轮流斗争，不让审查对象休息，打出了一批假“老虎”。如皋县一合作社，用“以虎制虎”的办法，在全单位113人中打出了53只“老虎”。太仓县税务局一下子打出了30多只“老虎”，逼死了3人。一些“打虎”队员认为:“追赃没有打虎痛快”，“越追赃，翻供越厉害，还是交给我们继续打，看他翻供不翻供？”

截止到1952年3月31日，整个苏南区共打出“老虎”5181人，但后来定案的“大老虎”只有90人，尚未定案的“大老虎”却达939人之多；中小“老虎”中，定案的486人，未定案则更多，达3668人。苏北区也出现了把小量贪污打成“小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的情况，据估计“大致占老虎总数的20%至30%”。镇江市揭发出贪污亿元以上的“大老虎”39人，后来仅1人定案。自杀、逃跑事件各县都有发生。据苏北区委1952年6月统计，“打虎”追赃中自杀死亡39人，逃跑33人。

在扬州市，“火药味较浓烈，一些单位的打虎队，采取车轮战术，对贪污或怀疑对象，施以罚站、罚跪、刮鼻子、加手铐、甚至坐‘老虎凳’，勒令坦白认罪。”

在南京市，“一时戴高帽子、挂牌、乱打乱绑乱罚跪、生追硬逼成为普遍现象。如下关银行办事处‘轮番轰炸’八昼夜，迫使审查对象‘承认’贪污60亿巨款。”截止到1952年2月19日，南京市自杀者26人，其中12人自杀未遂，还有八人的家属自杀。

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那些奸佞小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开了方便之门。甚至有些人因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者，自己反倒被打成贪污分子，蒙受冤屈。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于“逼、供、信”。

以华北军区某军“打虎”战役为例。该军因为要在“打虎”斗争中争荣誉，下达“打虎”指标时特别强调各团之间要相互比赛，看谁打出“老虎”最多。于是，有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结果一些没有贪污的党员，为了响应团党委的号召，主动“坦白”说自己贪污了几百万元，以示党员“示范作用”。有的团对被怀疑对象打、骂、捆、冻进行逼供，只要贪污数字，不管有无证据。有的团更是使用车轮战，甚至非法使用肉刑，两天就搞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2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