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船上有谁呢?多少人?

冯理达:底下舱就是学生，有200来个，上面有苏联的4个中央委员，还有我们，都是4问房子。我们8个，我父亲，母亲，我们孩子4个，还有罗元铮，还有秘书赖亚力。

冯理达回忆说，一路上各种娱乐活动丰富有趣，冯玉祥和家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8月10日。“胜利”号进入直布罗陀海峡，一个星期后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冯理达:不到亚历山大港的时候，我们船的旁边有一个国民党的军舰。我们因为在最上面住，所以父亲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报纸上也登出来消息了，说冯玉祥跑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四

1948年8月17日，载着冯玉祥一家的“胜利”号客轮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停泊，期间一家人警惕万分，绝少露面。冯理达说，其实父亲冯玉祥很早就有预感会有人谋杀他。实际上，早在美国居留期间，生活在特务监视之下的冯玉祥因为担心自己会遇到不测，就已经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遗嘱。

冯理达:父亲说，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一共就七条:第一，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第二，革命委员会写的宣言和民盟沈钧儒他们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第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第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除不可；第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叫我妈妈后来全交了。

记者:什么房子?

冯理达:就在北京通县的。第六条，我死后化成灰，最好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实现，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浪费了，将来树长成了好给学校读书款，作专用。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这是让我们自力更生。以上(假设)被人打死的。完了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真的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做官打独裁。我父亲一辈子也不是为官，是为民。这个遗嘱他是带在身边的，在船上的东西都没烧掉，东西在舱里头。

在“胜利”号客轮停泊亚历山大港期间，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和女儿冯理达拿着过期的红色护照冒险上岸到邮局，往香港寄出了冯玉祥给李济深将军的信和他写的一首诗歌。

冯理达:我和我母亲、父亲写了一份《小燕》诗，是给沈钧儒的。他们都还在香港，意思是说我们走了，你们赶快。结果我们俩人拿着护照在埃及上岸。他们也糊里糊涂，没看见我们是过期的，就让我们下去了。

9月1日上午，“胜利”号客轮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进入了黑海，船长宣布说明天就可以抵达苏联的敖德萨市，对于归心似箭的乘客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好消息，但是没有人想到灾难突然降临。

冯理达:9月1日还开了个追悼会，日丹诺夫刚刚去世。完了说大家回去吧，然后就回去收拾，因为要到了。休息的时候我父亲、母亲没休息，就给我的两个妹妹讲26年前苏联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突然就看见有黑烟，我小妹妹特别聪明，她说我去看看，怎么会有黑烟?后来我妹妹就没有了，什么也没找到，就剩了一块小布。

记者:到底起火的时候您父亲、母亲是在哪里?

冯理达:舱房里头，还有两个妹妹都在一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