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郭沫若“纠缠”了一生的历史人物，那就是两千多年来被人们说来说去却总也说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这个秦始皇，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郭沫若早年与晚年之间的巨大变化。

四十年代:大骂秦始皇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当时，蒋介石一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面加紧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露出了法西斯专制的狰狞面目。“爱国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不断被无声手谕查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均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动也受到特务的监视。他曾经说:“在重庆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阳翰笙《郭沫若在重庆·序》）

但是，郭沫若没有屈服，他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疾呼:“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还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布的文网，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书》。

不愧为历史学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专制帝王的命门。他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嬴姓的中国。”（《十批判书》，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这就是秦始皇的统治术。“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多少倍。”周厉王时还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则斩尽杀绝，连目也没有了。此时，郭沫若的批判矛头直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对于“普天之下大烧其书”，郭沫若说:

这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对于坑杀儒生（据考是两次，一次杀了七百，一次杀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愤慨异常:

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