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前夕，笔者有幸采访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委员刘善本将军的夫人周叔璜老人。周老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虽年过九十，但依然身子硬朗、精神矍铄。恰巧那天周老的几位女儿也来看望周老。坐在大女儿兰平、二女儿海平、四女儿江平、五女儿嫩平、七女儿平平中间，周老对我讲述了从刘善本将军驾机起义后，她被我地下党多次营救，最终和刘将军重新团聚的经历。特别是谈到1949年10月1日，在尚未解放的四川丰都用无线电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周老的眼神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下文就是老人讲述的往事……

1991年4月5日，周树璜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善本扫墓时，遇到前来祭奠朱老总的康克清同志

刘善本全家福

茅盾来我家“采访”

那是1946年6月26日，善本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驾机起义，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毛主席、朱老总亲临善本的欢迎大会。在善本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70余架飞机起义。周总理曾多次说善本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善本到延安后就要求对国民党官兵发表演讲。党中央考虑到我们这些家属还在敌人的控制下，认为讲话应该拖后几天。为了早日戳穿蒋介石的“和谈”假面具，唤起国民党官兵的觉醒，善本向中共中央请求尽快允许他发表演讲。1946年7月2日晚，善本作了以《赶快退出内战旋涡》为题的演说，由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记得善本离家的那天，特地带上了女儿兰平的照片。他像是有心事，又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似的。他离家前和平时走的时候不一样，带的东西和平时更不一样，用不着的东西也带上了:当时是六月，但他带上了毛衣。善本出门以后，对二楼凉台上的我说:“你把雨衣给我仍下来。”当我把雨衣给他扔下去后，他对我说了一句:“再见。”

善本发表讲话的当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清洁工打扮的人，只听他说:“我告诉你，你家里那位已经到延安去了。”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解放后才知道，这位“清洁工人”名叫张建良，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我家后面是厨房，后门外有一条胡同，第二天早上，那位“清洁工”借收垃圾之机对我说:“刘太太，你就带着你孩子，其余的什么都不要带，到迪斯威路麦嘉里老八字路口，我10点钟在那里等你。”听了他的话，我带着大女儿和一个菜篮子按约定的时间走出了家门。我发现院门已经有人把守，只许进不许出，但对我却没有阻拦。走到约定见面的地点，我看到了“清洁工”，只见他身穿着西服，一幅绅士派头。但我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于是假装没看见“清洁工”，领着孩子走进入菜市场。回家之后发现军警特务密布，家里被抄了。但善本走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进步人士的地址都已经销毁。留下的只有一些国民党人士的地址。特务问我，让我“老实交待”。但我的确什么也不知道。

善本起义后，他的薪水当然没有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善本的母亲、三个弟弟和妹妹都同住在上海，加上我怀着二女儿海平，还要照顾大女儿兰平，生活非常艰苦。因为善本也没有告诉我们起义的事，所以我当时真的不清楚善本的去向。从上次营救以后，我才知道了真实情况。由于经济拮据，我们家便开始卖东西，比如不穿的衣物、暂时用不着的物品什么的。除了生活拮据，行动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国民党兵和特务将我家包围，我们过上了软禁生活。

不久，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们试图对我们进行营救和帮助，但敌人看守得很严，同志们几次试图进入我家，都没有成功。一次，茅盾同志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来到我家门口，准备和我们接头。当茅盾同志对把门的敌人说自己是来采访的时候，狡猾的敌人立即反问道:“采访为什么不到司令部去？”接着就做出抓人的姿势。茅盾同志察觉到危险，迅速发动汽车离开。敌人鸣枪示警，并打电话通知堵截。茅盾同志机警地将车停在一条小巷子里，把车牌换掉，才得以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