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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士绅阶层的壮大:与清政府离心 倒向革命

2012年03月09日 11:0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陈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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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资从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亿两千多万元。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最为剧烈,以至于跟革命合流,推翻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1900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拓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

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万之四十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设有盐房、仓房、承发房。1900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

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些当然的领袖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们进行改革,那是他们的事,无知无识的民众没有份。民众由他们领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众参加,他们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据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这些中下级绅士,比上层绅士保守。在办新政时期,他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

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有矛盾,而且矛盾在发展。在朝绅士一致反对革命,要保中国,同时要保大清。他们不相信缺乏行政经验的地方绅士,怕新政搞得太过火,怕收回路权矿权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层绅士希望在朝绅士让出更大的权力,他们不相信官吏能实现新政的目的。中下级绅士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留过学,甚至他们的儿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站在绅士的最下层,一面跟地方政府争权,一面抵抗当地的民众。绅士集团于是分成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中意见不一致,又因为亲戚、朋友、师生等关系而分成许多派系。

从职业的观点来看,绅士们、士大夫们,有了各种新的就业途径。他们一些人参加了工商业者的阵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新闻事业、职业写作、律师、会计师、西医等等)。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他们多半来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办新政,一面增强了绅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们的团结。新政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的根据。如果新政办不好——事实上办得很不好——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会有很不利的结果。

在野绅士之中还有一派认定中国非革命、非改变国体政体不能自存。改良派办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势力也就愈大。两派的基本分歧之点在于是否用武力达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众——绅士以外的中国人。那时有组织的民众有两种——反满的秘密结社、新式的军队。1900年代革命的绅士和这两种有组织的民众都取得了联系。

这样我们就转到1895年以后中国建立新军的运动,以及新军和绅士的政治关系。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清末 士绅 清政府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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