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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环境和条件制约了清政府近代化改革的进程

2012年03月05日 01:13
来源:中州学刊 作者:陈今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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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从清政府具体地推进近代化的措施和步骤看,则更多地受到内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当然,那些率先开展近代化的西方国家试图将中国纳入适应他们需要的轨道,并向中国展示它们作为先行者的近代代建设的模式,然而,晚清近代化所面临的问题却主要是本国的问题,包括近代化推进力量自身的局限和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等等。

本文摘自《中州学刊》(1995年第05期) 作者:陈今晓  原题:论晚清近代化的制约因素与政府作用

同40年前近代化启动的动因一样,清政府最后十年的改革,也是外力与内力作用的结果。是出于无奈的应付,必须改革而又惧怕改革的心理状态,贯穿改革的始终,并且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措施和步骤。

首先,政府的改革措施不是按预定的步骤次第施行,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演进。1901年4月,督办政务处设立,开始了各个层次的改革。1905年日俄战后,立宪的呼声顿时高涨,革命排满的言论也在日益蔓延。在此形势下,五大臣奉派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发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预备立宪诏旨。然而,对于立宪派的要求,清政府却采取拖延战术,并以“阴谋煽乱,扰乱治安”罪查禁“政闻社”。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仍然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皇帝一身,而且把实际立宪的时间推到9年以后。光绪慈禧相继死后,溥仪继位,载沣摄政。面对国内人心浮动,朝廷重心已失的局面,载沣欲借立宪加强皇权,建立“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由皇族把持的内阁。这种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作法,只能使清政府于孤立的境地。不久,武昌义旗揭举,各省纷纷独立,清政府不得不取消皇族内阁,颁布《实行宪政谕》,宣示“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立宪者,悉皆除罢”。不久又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19条》,然而为时已晚,民主共和已提上日程。

其次,清政府对立宪派既拉拢又限制。它为了对付革命派,不得不向立宪派让出部分政权,并将预备立宪期由9年缩短为5年,答应立即组织新内阁;在经济上,则制定了一些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但是,它对立宪派的活动又加以种种约束,使之不越出它所能容许的范围。上述对政闻社的查禁,《议院法大纲》关于议院权限、议员言论种种限制的规定,以及实行宪政时间的一再拖延,无不充分说明清政府的真正意图不是让资产阶级参政,推进政治近代化,而是拉拢立宪派抵制革命,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

再次,对新洋务派既依靠又排挤。一批后起的汉族洋务派官僚,如张之洞、岑春煊、袁世凯,已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势力,他们或是军权在握,或是坐镇一方。清廷要维持统治,必须依靠他们。从《江楚三奏》的出台到官制、法制的改革,在清末近代化的进程中,他们的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满族统治者在依靠他们的同时,又十分惧怕他们的权势膨胀,再次出现内轻外重、满弱汉强的局面,以致鼎祚潜移,于是借预备立宪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满族亲贵的统治。载沣摄政不久,即以明升暗降之计,将张之洞从湖广总督任上、袁世凯从直隶总督任上调入军机处,接着又命后者“回藉养疴”。应当说,“皇族内阁”的出笼,不仅是为了对付立宪派,同时也是为了排挤汉族官僚洋务派。

十年新政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一个衰弱的政府……即令是在推进与其自身安全最密切相关的现代化方面,也无法提供有效的领导。”统治阶级自救的新政不仅无法保持王朝的内在凝聚力,反而使政局愈加混乱,从内部加速了清王朝的解体。

纵观晚清70年间近代化的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近代化启动到20世纪初有限地推进,都是在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的;从清政府具体地推进近代化的措施和步骤看,则更多地受到内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当然,那些率先开展近代化的西方国家试图将中国纳入适应他们需要的轨道,并向中国展示它们作为先行者的近代代建设的模式,然而,晚清近代化所面临的问题却主要是本国的问题,包括近代化推进力量自身的局限和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等等。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决定了晚清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毫无疑问,作为主持者的清政府,它缓慢地推进中国近代化,每朝前一步,都是出于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出于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需要,然而,“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清末 近代化 立宪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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