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十月革命是武昌起义的“山寨版”

凤凰网历史：在一般记述中，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领导的，以您的了解，武昌起义与这两个组织有多大关系？这两个组织与同盟会及孙中山有多大关系？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关键点在哪里？

王勇：武昌起义是在群龙无首、四面楚歌的情况下，由几名小兵仓促发动的。之所以能够“侥幸取胜”，首先就在于革命党人长达八年的前赴后继，成功地策反了一部分湖北新军。其中，尤以文学社、共进会的工作最为扎实、成效最为显著。

从1904年开始，张难先、胡瑛、刘静庵、刘复基、蒋翊武等两湖籍革命党人，为在敌营中宣传革命主张，先后入伍当兵，并通过不断地组织进步团体来聚结反清志士、共谋举义大事，清政府打掉一个，就又创建一个，直至于1910年成立文学社。文学社的工作方针仍是“运动新军”，仅半年就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会员3000多人。与此同时，从东京将总部迁往武汉的共进会，也拥有2000多名新军会员。

结果，共计一万六千人的湖北新军，约有三分之一转变了立场。可见，没有文学社和共进会，就没有武昌起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领导机关被破坏、革命党人遭捕杀的危急中，仅靠几个小兵就能够一呼百应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成功前，包括孙中山亲自领导的镇南关起义、黄兴亲自参加的广州起义、还有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寡不敌众，特别是武器上的差距更大。冷兵器时代，农民的锄头与官军的大刀可以对打，但自从有了步枪，锄头就不再是对手。而且，民众即便搞到枪，还得通过训练，才能形成战斗力。正如清军将领评价萍浏醴义军所言：“无利器，又系乌合，不能成事。”所以，当革命党的人数、武器和素质都赶上清军时，这结果还用说吗？

part02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度滥捕乱杀旗人

凤凰网历史：武昌起义发生后，作为起义地点的武昌是什么情况？起义对一般民众有多大影响？民众对武昌起义持什么态度？

王勇：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开工厂、办教育、兴商业、练新军，武昌又是省城，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尽管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但总体诉求还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比如，有一位报馆的排字工，不小心误入旗人领地而遭殴打，他为报仇就参加了文学社。从文学社不到半年就发展会员万余名这一数据来看，可谓人心思汉。当“革命风声愈急，恐八月十五日要动手”时，有位文人在日记中写到：“如各省不响应，将奈之何”？透露出普通市民对革命党的同情和担忧。因此，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广大市民更是欢呼雀跃，纷纷站出来，协助义军守城门。

那么，怎样辨别化妆潜逃的敌军呢？大家想出绝妙的办法：凡出城者，须念一句：“六百六十六”。在武汉话里，六的发音是“楼”而不是“遛”，这下让那些操惯北方话的八旗官兵全露陷了，没有一人蒙混过关。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要想学会这句话，不仅难上加难，甚至连听都听不出来发音是否准确。由于革命党人中也有外地人，不熟悉武汉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武昌市民就为缉查残敌立下特殊功劳，只有他们才分辨得出谁是本地人、谁是满人。当然，由于汉满之间积怨太深，再加上举事仓促，缺乏组织领导，滥捕乱杀一度很严重，但三天之后即被禁止。

凤凰网历史：武昌起义发生后，起义新军推举黎元洪任都督，在一般的历史评论中多认为黎元洪占了“便宜”，他其实对起义没有什么贡献，但现在有文章表明选黎元洪担任都督并非临时动议，您眼中的黎元洪什么样？他对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勇：起义之初，时任旅长的黎元洪曾加以阻拦，为此还杀一儆百，但见形势不可逆转，便躲到别人家里去了。由于组织起义的首脑机关遭破坏，参加暴动的各部官兵急需一位高级将领出来主持大政，指挥作战，而在当时，又找不到更好的人选。于是，黎元洪像赶鸭子上架一样，被士兵们用枪逼着当了军政府都督，据说连安民告示上他的签名，都是革命党人帮他代签的。

至于有文章称，早在事先就有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既定决策，窃以为只是建议，并未形成决议，否则，清政府在查获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文件、名册时就应该知道这一情况，而对他有所防范。即便真有这一决议，但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皆为普通会员，不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只是大家在情急之下作出的临时决定，与事前的原定方案相吻合罢了。

黎元洪对于武昌起义的贡献，主要是起到了鼓舞士气、安抚民心、壮大革命声威的榜样作用。例如，他那张由别人代签的布告张贴之后，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正如参加起义的下级军官吴兆麟所言：“欲使湖北新军全体来归，非借重黎元洪的资望不可。至于其他各省，如果听说革命军的领袖只是一个小官，必然很少有人附和。我们想要革命尽快成功，就必须借黎元洪之名以号召天下。”

平心而论，黎元洪是个厚道人，厚道人总不愿意把事情闹大，所以他以前既保护过革命党人，又在起义之初表示反对。

part03武昌起义要推翻帝制并非体制内哗变

凤凰网历史：有论者认为武昌起义只是一场体制内的哗变，本身并不具有革命诉求，但因为黄兴及革命党人陆续到来，一场体制内的哗变终于演变成革命，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黄兴在武昌起义中起到了怎样作用？

王勇：武昌起义从一开始，就是要推翻帝制，平均人权，根本就不是什么体制内的哗变。起义当晚，第一枪打响之后，班长熊秉坤那一句“今日革命党起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奋力呐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的。

而众望所归的黄兴，因姗姗来迟，削弱了起义运动的政治领导；因他的指挥失误，还造成军事上的失利。起义前后，大家都希望他速来武昌，统帅全局，但迟迟不见其踪影，“是时革命军盼公到鄂，几成绝望”，直到10月28日，他才赶到武昌。如果他能够在黎元洪正式宣誓、就任都督的17日之前赶来，以他当时崇高的威望，都督的指挥刀，非他莫属，以后就没黎元洪什么事了。

这时，清军已经攻占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自恃开来两支援军，不顾敌强我弱，下令放弃既设阵地，以攻为守，结果因新兵抢饭吃、自相践踏而引起一片混乱。敌见革命军不过如此，乃大胆跟进，那两支援军又率先脱离战场，擅自撤退，直接导致全线翻盘。

汉阳一战，革命军死伤2700多人，黄兴的声望也从顶端跌倒低谷，被别人嘲讽为“常败将军”。但这仅为战术上的一时挫败，而在战略上，则拖住了清军主力，为其他各省竞相起义创造了良好条件。

凤凰网历史：武昌起义后清军开始进攻武汉三镇，当时战争烈度如何？普通民众对起义士兵有无支持活动？

王勇：在遭受清军大举反扑的武汉三镇中，以汉口的损失最严重。这是因为：第一，革命军起先在野外屡遭炮击，为避敌远程火力，革命军被迫打白刃战，但清军毕竟训练有素，很快就学乖了，往往一触即退，然后利用炮火封杀跳出战壕的革命军，致使人员伤亡极大。第二，江城民众为革命军送弹药，抬伤员，而对清军则抢夺粮械、缉拿密探，革命军得胜归来，还要放爆竹，悬红锦，通衢欢呼。清军将领冯国璋气急败坏，后又见革命军依托民房打巷战，遂下令放火焚城。

史载：北军之焚汉口，始自九月八日，迨十一日，全镇皆火矣，火头无数。铺户所存洋油，北军系数取出，沿路用以纵火，所存者，不及全镇十分之一焉。曾在武昌起义中落荒而逃的总督端徵称：“武汉军民同变，冯军痛恨汉市，纵火焚毁，皆非无因。”

part04武昌起义最珍贵的礼物是共和国体制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人的面貌有什么样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前革命党人所宣传的救亡图存其实并未因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实现，民主共和观念也难说深入人心，那么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如何评价它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王勇：救亡图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也不可能因为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实现。而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给我们送来了共和国的体制，这才是最珍贵的礼物，是千百年中国由专制开始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那时候在农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但在讲坛上，你可以讲三民主义，他可以讲共产主义；在议会里，你可以票决，他可以打架；在城市的街头，你可以开家报馆，他可以组建团体，万一遭查封，再注册一个就是了。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只能从尘封的史料中回味曾经的拥有、抚摸梦幻一般的里程碑。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前，中国人被认为是没有地位的，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的地位有什么样的变化？传统历史书写中特别强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词句，但反思十分稀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王勇：洋鬼子看不起中国人，并非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是因为我们不守秩序、不讲卫生、缺乏社会公德。最典型一例，当属从前外滩公园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分明是我们有错在先，随地吐痰大小便，乱扔垃圾，让租界当局把我们与狗等同起来，一并禁止。但我们何曾认真地想一想：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假设我们在公共场合也能够像洋人那样自觉自重，何至于有这种耻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改了就好。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从不把这类问题当回事，爱咋咋地；另一方面又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只觉得在中国的土地上，洋鬼子就不能限制中国人的自由，更不能侮辱中国人，结果不但不检讨自己，反倒愤然指责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强权行径，造成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公德没有多大的进步。

其实，如果把爱中国的热情用在爱文明上；把不容玷污中国尊严的决心用在不许污染环境上，我们的天一定会更蓝、山一定会更青、水一定会更绿。

part05武昌起义成功对孙中山有极大地偶然性

凤凰网历史：1911年黄花岗起义后失败后，革命党人十分失望，孙中山也远赴美国，到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仍在美国做侍应生，那么武昌起义的发生于孙中山有多大关系？孙中山回国后为何能担任临时大总统一职？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似乎也引起革命党人内部的不满，宋教仁就希望黄兴担任临时大总统，当时革命党内部是一种什么关系？孙中山如何平息不满？

王勇：武昌起义的成功，对于清王朝而言，是必然的；而对孙中山来讲，却又带有极大地偶然性。无论是他、还是黄兴，都没想到貌似强大的清王朝说垮就垮了。实事求是地说，武昌起义，是在未经中国同盟会讨论决策、没有同盟会领袖指导的情况下，由文学社、共进会独立策划和组织的。这两个团体中的革命党人，有的是同盟会会员，有的不是，他们与同盟会、与孙中山之间既缺乏横向联系，又没有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但大家都基本上赞成同盟会的纲领，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才能回国担任临时大总统。

当然，也有人反对孙中山。

这要从同盟会的组织结构说起。同盟会，好比一家茶馆，客人慕名而来，与老板并无主次之分，喝得开心，就与老板谈笑风生，稍不如意，便拍桌叫骂。于是，在这家茶馆，至少发生过两起激烈的倒孙风潮。一次是在1907年，以张继、章太炎发难，借口经费不清、枪械不良等问题，要炒孙中山的鱿鱼，别人不同意，张继竟然动起拳头；另一次是在1909年，陶成章因在南洋筹款不利，迁怒于孙中山，将《孙文罪状》广为散发，接着章太炎、张继又搀和进来，一个写《检举状》，一个写信，要他退隐山野。经过黄兴等人做工作，这两次风波才得以偃旗息鼓。

黄兴堪称孙中山的挚友。首义成功后，有人希望由他担任临时大总统，但他却说：“我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河山而己，至于组建政府，不是兴所能担任的，孙先生已将回国，可当此大任。”又一次化解了孙中山的危机。

part06清政府没有合法性可言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起来，它是如何取得期政权的合法性的？如果说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政府是因为继承了清政府的合法性，那么北伐之后的国民党是如何继承这一合法性的？或者说它有无合法性可言？

王勇：毫无疑问，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来源于辛亥革命的正当性。谁也不会认为，通过武装起义来争取国家的民主、公民的自由是错误的。否则，美国的独立战争同样也不具备正当性、合法性。

从顺序而言，北洋政府继承的是临时政府，并没有“继承清政府的合法性”。当然，清政府也没啥合法性可言，如果认定清政府也有合法性，那世界上就不存在非法政权了。

刚才提到：北洋政府的前身是临时政府，这两个政权是和平过渡的，符合法律程序，但国民党后来又通过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重新建都于南京。那么，这一举动有无合法性呢？笔者的结论，自然是肯定的。因为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是袁世凯要拥护共和，而北洋政府在经过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及曹锟贿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其合法性已经不复存在，国民党作为孙中山的继承者，有责任、有义务延续中华民国的法统。事实证明，几十年以前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至今仍沿用在海峡对岸，说明这一法统仍具有正当性。

凤凰网历史：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可谓屡战屡败，战争失败后必然签订条约，一般观点都认为这些条约丧权辱国，这些条约对中国有无正面作用？由这些条约带来的租界对中国历史有什么作用？

王勇：其实，这些条约丧权辱国的条约更像一把双刃剑，在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带来许多积极、进步和正面的作用。比如租界，号称国中之国，清王朝的军警不能直接进去搜捕罪犯、取缔革命团体、查封鼓吹起义的报纸，看似侵犯了主权，但在另一方面，又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样，巡捕房也不能随便捕人，更不能禁止办报、结社、罢工和游行示威。中国人终于开始明白，世界上还有一种权利，叫人权，这东西，比护身符管用。于是，一批批革命党、地下党都住进了租界里，以至于凡有租界的地方，必定有党的领导机关。

租界，遂成为中国革命的另类根据地。

通过租界这扇窗口，中国人还接触到许许多多包括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西方文明。时至今日，第一次出国的游客，看见在欧美不允许倒提鸡腿、必须提翅膀，都会觉得好不惊奇，殊不知早在100多年以前，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英租界里，就已经有这一条鸡道主义的规定了。

为闭塞的中国打开世界之窗，给专制的中国撒播宪政的种子，这，就是租界的作用。

part07希望将辛亥革命就义者名单铭刻在长城上

凤凰网历史：您外曾祖父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请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事迹；另外作为辛亥革命义士的后代，在辛亥百年之际，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王勇：我的外曾祖父，名叫汪正海，生于1888年，1907年从襄阳应征入伍，服役于湖北新军第二十九标（团）二营，并在革命党人、排长蔡济民的号召下加入共进会。1911年10月10日夜，他正在站岗，闻听工程营方向传来阵阵枪声，当即插上刺刀，做好战斗准备。在此之前，他已得知，今晚要动手，以工程营枪声为号，全标响应。紧接着，蔡济民率众由营房冲出大门，边冲边喊：“要革命的跟我来！”他便提枪跟上，与大家齐心协力，沿途消灭旗籍士兵多人，一举拿下既是制高点、又是全国最大的军火库之一的楚望台；旋即参加敢死队，攻打总督府，强攻不成，又以火攻，吓得湖广总督端徵仓皇出逃。

民国成立后，评定685人为武昌首义有功之臣，分甲乙丙丁四等，其中甲等136人，老爷子有幸与起义当晚的领导者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一起榜上有名。更为可贵的是，老兵们有功却不吃皇粮，又于1913年奉命退伍，自谋生路，以上纾国困，下恤民艰。

从此，老爷子定居武汉，以开伞铺为业。

时值辛亥百年，我多么希望将就义者的名单一一铭刻在长城上。革命志士为推翻帝制、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牺牲，那就让象征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吧，长城不倒，英烈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