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同时期的改革，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开始时所具有的基础就大为不同。双方在起跑线上就拉开了差距。

日本虽闭关锁国 但留有渠道了解世界

16世纪起，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荷兰人传到日本。因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称为“兰学”。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同时，维新前的日本本身教育发达。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中有15%的人识字。识字率在当时世界上处于第一位。

中国闭关锁国是对外一无所知并且毫无兴趣

在鸦片战争被英国用大炮打破国门之前，清朝人对国门外的世界接近一无所知。就连号称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实际上也对外知之甚少。直到战争开战前，他还认为英国兵到了陆上就会“一仆不能复起”。而他更是坚信英国必须购买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统统便秘而死。对于世界的一无所知可见一斑。林则徐尚且如此，当时普通清朝臣民可想而知。就算被英国的大炮打开了国门，清朝臣民对于世界也毫无兴趣。鸦片战争结束后22年的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清日两国对于了解和接受世界的态度实有天渊之别。

明治维新是实力强大的多数人推动的革命，自然过程相对顺利；而洋务运动只是少数远见之士的奋力挣扎，无法撼动顽固的大多数。

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因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

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主体是日本的中下级武士。为谋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其中一部分直接与资产阶级结成“特殊联盟”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因此日本中下级武士实际上充当了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个联盟的武士精英们对导致日本落后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并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与了之前的幕政和藩政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这些“官员型”精英的领导下，整个维新过程沿着“控制中心———夺取政权———改变政体———发展经济———全面改化”的路径循序渐进，每一阶段完成一个最主要任务，脚踏实地又坚定执着，充分表现了维新领导人物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假设没有这样一个具有远大目光、杰出才干以及崇高威望的精英领导集团，明治维新以及日本近代化的结果都是难以想象的。

洋务运动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

洋务运动是少数先进的“洋务派”发起的自救运动。在闭关锁国了千年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未开明的士大夫、官僚主义强烈的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洋务派和顽固派曾围绕要不要兴办“洋务”,发生过激烈的论争。顽固派“痛诋”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使得洋务派“三十年来日在谣瘃之中”。在奕设立天文算学馆时就遭到了顽固派强烈的反对。大学士倭仁上书：“夷人称兵犯顺，震惊宗社，焚毁圆明园，残骸众臣民。是大清两百多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朝廷饮恨议和，当不忘雪耻复仇，岂能师事夷人。”不甘大权旁落和继续沉沦落后的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依旧沉睡在“天朝上国梦”的士人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合力，使洋务运动对原有社会的任何改动都阻力强大。

毫无疑问，在利用国家力量发展西洋实业的时候，明治政府和清政府都遇到了钱从哪来的问题。两者的解决路径也是如出一辙——压榨农民。但为什么明治政府就能从农民那榨出更多的钱来？

清政府为洋务新政横征暴敛也导致广大农村民生凋敝

在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皇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庄严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领导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根基于田赋之上的“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负担。各地虽然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 “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

明治政府推进社会底层近代化 使日本民间比清朝百姓能承担更重税负

1878 年至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初步在底层社会实施有限自治，推动了日本地方制度向近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官僚统治。日本民间因此比清朝底层能承受更重的税负去从事变法维新的公共事业。正如学者指出“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共和政府反而可能征得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缴税的，比如贵族等。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走向了两个方向。明治维新随着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一个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来。而为了维护旧格局产生的洋务运动，却导致了地方实力派坐大，埋下后来中国军阀割据局面的祸根。

清朝维护传统体制 地方借洋务做大国家分裂

随着镇压太平天国，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支撑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但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首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终发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