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起来，旧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的确苦难重重，难以过活，但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教科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概念模糊，在旧中国，所有的工人都生活在苦难中吗？但是，透过在民国时期做过苦力的当事人的口述，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民国底层工人生活。

码头工钱能养家

例二：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 “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据调查，重庆市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193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是23.7元 ，而1937年码头工人的月薪平均是27.25元，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最底层的苦力工人是能养家的。（社会部统计处编：《社会调查与统计》第3号， 1943年10月，第75—77页。）

“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

例三： 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药品，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被访者：张国成1908年出生，1928年开始在重庆龙门下浩码头做苦力工人，现居杨家坪正街9号二单元3—3）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梁实秋这段描述用在民国技术型工人身上颇为贴切，如果不把包身工、苦力工等最底层的工人包括在内，单看当时技术型工人的生活，能算得上是 “小康”了。可见，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情况远非文学作品中所述那样“惨目忍睹”。

技术工匠工资是小工的五倍

例二：京汉铁路工人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有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从局长员司到工匠都有。（《包惠僧回忆录》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铁路工人工匠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是十一小时左右，待遇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刚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有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都有四、五十元工资。特级工匠的工资还有到七十元的。小工和临时工，工资也是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包惠僧回忆录》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0年代工人收入尚佳 包身工能住廉租房

例三：上个世纪30年代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1930年到1936年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正好和《包身工》写作是同一年，而《包身工》中提到的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个”，整整夸大了两倍。 （沈彬 《从“包身工”谈旧中国的廉租房》，《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AA29版）

旧中国工人的生活不仅仅与工资收入有直接联系，也和当时战乱横行，外敌侵略等因素相关，关键在于政府未能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工人一旦遭受打击，就陷入困顿之中。

“纸上谈兵”的保障

例二：虽然旧中国各行业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国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的工厂经常停业停产，失业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失业工人一旦断了经济收入，生存就变得困难，如果还遇上灾荒，那就苦不堪言了。虽然民国中国有比较先进的劳动立法，但是一纸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时人评说：“一遇灾情发生，无不迁徙流离，啼饥号寒，哀鸿嗷嗷，厥状至惨，虽不乏热心慈善之士，办理急赈，实施救治，然事属治标，难于久恃。”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济体系，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赈济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四川经济月刊》，第6卷，第4期，四川省银行经济调查室发行，1936年，第63页。）

天灾恶果 “路毙”频发

例三： 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和饥荒，饿殍遍野导致瘟疫流行。1936年，四川发生大旱灾，粮食歉收，致使粮价飞涨，重庆街头接连发生“路毙”，每天“路毙”街头的工人占了十之八九，大多数是苦力工人，由于灾荒，米价上涨，许多工人哪怕生点小病，因为无钱医治就只能等死了。（《四川月报》，第9卷 第3期，1936年9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