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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社会风气崇洋:凡外国无论美恶都是好的

2012年02月21日 21:37
来源: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舒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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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清末崇洋心理颇盛行,1903年4月17日《大公报》就有当时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们看着外国事,无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唯恐不象。”甚至一些醉心欧化的人要求取消中国的语言文字,改用“万国新语”。面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要想振作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本文节选自《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  作者:舒习龙  原载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2期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编写教科书的缘起同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关系十分密切。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国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价值观、社会观,培养新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式学堂是一条直接的通道。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二次改革学制,规定以西方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废科举,设学堂。随着学堂的开设,教学课程相应改革,历史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为培养新式学堂学生的需要,有必要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

编撰的指导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社会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部分人醉心西学,成了“全盘西化”的鼓手。他们指出:“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清末崇洋心理颇盛行,1903年4月17日《大公报》就有当时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们看着外国事,无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唯恐不象。”甚至一些醉心欧化的人要求取消中国的语言文字,改用“万国新语”。面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要想振作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也认为,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缺少爱国心,主要在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抑制的。”由此可见,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正是为了回应清末社会文化界出现的这种面对西方冲击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激励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重要载体。

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深刻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清理”工作。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

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在这中间,商务印刷馆网罗了一批学者从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如蔡元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人。1903年商务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

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曾著出版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1903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1904年,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年1、2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爱家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进化史观 国学保存会 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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