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基：无组织唯党首是瞻 无党权仅精英聚合

从同盟会到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历次所颁党章虽然不乏对各级党部建制与运作的规定，但地方组织并未得到中央党部的紧密控制。另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党权地位并不彰显。同盟会时期，党权从属于军权，作为中央机关的东京本部有名无实，真正的中枢机关是随着孙中山的军事行动而转移的。民初国民党时期，政治境遇虽有所改变，但党权也并未独立，党的活动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议会选举而展开。民初国民党虽然声势强大，但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旗帜下的政治精英的集合体，就政党而言，不仅制度建设散乱无序，更未彰显出党权的至高地位。【详细】

在岛内，国民党依据相关法律条文，视“台独”为非法，依托戒严体制和军法审判的威严，严厉打击和镇压“台独”言行。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是否意味着“台独”言论将会失去控制或任其泛滥呢？这是“政治革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详细】

取消戒严 定国安法制裁“台独”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在台湾实施38年之久的“戒严令”，宜布开放党禁；恢复民众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的权利；适当开放报禁、书禁等。
     同时，蒋经国公布“国安法”，其中规定：“人民集会、结社，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这三项法规是一切政治行为的准则。其中“不得主张分裂国土”一项即是规范和制裁“台独”。【详细】

开放党禁 制人团法防止分裂

台湾“立法院”通过“人团法”草案，定于1989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人团法”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有违反三原则或其它法令者，不予许可”。
     “人团法”是蒋经国用以约束党外势力组织党团的法令，这一条是专为“台独”团体及活动治罪的。“人团法”公布后，台湾正式解除党禁，确认依法在台湾组党行为合法化。【详细】

转型：台湾解严修党章转民主政党 李登辉借革新推“独台”路线

1987年7月台湾解除戒严，面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在经过长期争论后，党内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即在新形势下，国民党要加强自身的民主化建设，以应付反对党挑战，继续保持执政地位。在十四大上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中，正式将国民党的政党属性由“革命民主政党”改为“民主政党”。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李登辉主导下，国民党的政治立足点与追求的长远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导致其思想路线的改变。李登辉不仅在组织形式不断使国民党政权本土化外，更是在思想立场上对国民党进行全面调整，使国民党真正“台湾化”。努力将“中国国民党”改造成“台湾国民党”。【详细】

危机：连宋分裂输“大选”国民党下野 临时全会启改造民选主席

由于李登辉坚持排挤、打击宋楚瑜，阻碍连宋配成形，致使宋不得不脱党自行参选。结果国民党不但丢失执政权，且票数之低毫无颜面可言。面对惨败结局，国民党从到下都发出了要求改造的呼声。国民党十五全临时会正式确立了改造的方针、措施等。在党内运作机制方面，一是未来党主席将由全体党员以直接、秘密投票方式产生，党代表、各级党部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及中央党务委员，也皆依民主选举产生，并对青年、妇女及弱势团体设保障名额。二是未来“总统”、县市长、“立委”等各项民选公职的提名，均以“党员初选”及“民意调查”的方式产生，两者比重各为百分之五十。【详细】

重生：当选“总统”马英九再任党主席 召开全会定政纲促两岸和平

2009年10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十八次全代会（“十八全”）在台北县新庄体育馆举行，马英九正式就任国民党主席。他在大会上宣布，聘吴伯雄为国民党荣誉主席，负责两岸事务，续聘连战为国民党荣誉主席，负责海外和涉外事务。在开幕典礼上，马英九发表了党主席就职演说，宣示将加强党内民主、改进党内选举，积极培育人才、推动年轻化，尽快处理党产，加强与在野党的对话沟通等。下午，此次大会讨论并表决通过了国民党十大政策纲领草案。在“十八全”通过的“现阶段政治任务”草案中，国民党也将“化解两岸紧张关系，走向和平”作为一项明确目标。【详细】

李登辉完全抛弃了蒋经国“政治革新”中的反“台独”精神。通过“宪政改革”，李登辉有步骤有目的地为其自身的分裂主义以及“台独”在岛内的复活泛滥铺平了道路。【详细】

通过“宪政改革”，李登辉彻底甩开了旧“法统”的包袱，对其谋求“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重新定位两岸关系，并重新解释“一个中国”的含义均有了“法律”依据。台湾当局还把“分裂国家”理论引入两岸关系中，谋求“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偏离一个中国方向。【详细】

李登辉的“本土化”则刻意制造“省籍”矛盾，从根本上撕裂族群；只提拔私人亲信、任用地方派系，打击国民党元老派，压制外省精英。这一状况无疑有利于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推行“台独”路线。【详细】

在“台独”势力施压下，李登辉采取妥协态度。1992年5月1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刑法100条修正案》，删除了对“阴谋犯”的处罚。这样凡主张“台独”者均属无罪，“台独”取得“合法”地位。《刑法100条修正案》颁布实施首日，一批被控“分裂国土”及“预备内乱”罪而在押的“台独”骨干获释出狱。【详细】

地方派阀型党治是指背离国民党中央意志、实行地方割据的派阀统治。由不同出身地形成的排他性派阀引起的派阀政治也属于这一范畴。
    1928年后，中国存在国民党统治的统一政权，但这是在打倒北洋政府过程中，各地方势力归顺中央的微妙平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政权，主要地方势力可划分为以下四种。【详细】

山西派在参加北伐时已归顺中央，但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其势力发展成为反蒋的先锋。后来由于日本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威胁到山西省的形势发展，他们又与国民党中央改善关系，但是，山西省内的行政是极端保守的、排斥异已的，长期不许中央政府干预。【详细】

广东派亲近孙中山的主流意识很强。他们不接受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组织另一个“中央政府”。即使在与中央政府联合时，也要把象征性的领导孙科和汪精卫推选到行政院职位上，终于使汪精卫登上了国民党副总裁宝座。 【详细】

广西派在北伐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势力也得到迅速扩大。因此反而引起中央的怀疑，最终引发了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以抗日战争为契机，广西派又与中央政府恢复了同盟关系。1948年正副总统选举之际，李宗仁战胜了蒋介石推荐的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他就任代总统。【详细】

在南京政府统一全国时，东北地方的“易帜”促使国民党迅速完成统一，立下了大功。但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被迫离开根据地的东北派，抗日意识极为强烈，对中央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强烈不满，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主流派发动了“西安事变”。【详细】

圆凿方枘：西方分权加苏俄党治 兼收并蓄不伦不类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详细】

任何一个有效运作的民主体制，必须克服民主治理的两个基本难题：一是如何调和冲突与整合之间的矛盾；二是如何在民主正当性与治理能力间建立有效的转化机制。【详细】

台湾不少民众并不排斥渐进式的经济、文化与政治统合，而且认为两岸统合是必然的趋势。但也有为数可观的群体，坚持"独立建国"的理想，欲摆脱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与文化联系，准备与"中国"进行长期政治抗衡与军备竞赛。这个裂痕更因为部分政治人物在选举动员时反复的煽动与挑拨而难以愈合，朝野政党间的互动模式已经超脱民主体制下的理性竞争，而近乎一场惨烈的政治斗争。【详细】

情治单位对政治对手进行违法政治监听；检调单位以"泄露国防机密文件"为名，对报道"国家体系"弊案的媒体大肆进行搜索与扣押；政府高层对于侦办中且具政治敏感性司法案件，不时公开暗示侦办进度与方向；新闻媒体工作者可以从老板的言行中感受到政治力量对于新闻自由的隐形干预，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民进党巧妙地利用银行体系授信与广告业主预算分配等精致的机制来抵制不听话的媒体。【详细】

"半总统制"让民主体制最重要两项转化机能出现缺位：第一，无法确保行政权的产生必须获得明确的多数民意支持；第二，无法确保选举竞争机制可以发挥汇集民意功能，并将民意的多数取向转化为明确的政治托付。结果大多数选民并不觉得他们可以经由选举产生出当前台湾最需要的，也是他们最期盼的政治局面。这好像在一个选举相当有限而信息十分混乱的政治市场里，许多选民找不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产品，也找不到可以承诺提供上述产品的可靠供货商。【详细】

适当的竞争与冲突是民主体制所需要的，也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必然存在的现象。但是过于激烈的冲突与不择手段的竞争，将使得社会整合与政治协商难以进行，所以竞争必须受到民主游戏规则与政党竞争伦理的规范，分歧必须通过认同来调和。认同建立在核心价值与共同体的观念，为节制冲突提供有利条件。【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