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诚 

嘉宾简介：袁家诚，又名袁杰，生于1938年。河南项城人。袁世凯十子袁克坚的次子。退休前是天津某医院放射科主任。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访袁世凯后人袁家诚先生文字实录

凤凰历史：首先，想请您谈一下袁世凯逝世之后，家里的一些情况。

袁家诚：我祖父故去之后，委托徐世昌分家。因为他的如夫人比较多，有10个，所以分家的时候有的人得的多，有的人得的少。

但是，袁世凯本人留下的钱也不多，他生前花钱大手大脚，从来不疼惜钱。

大家知道的，可能就是我大伯袁克定，晚年特别穷困潦倒。稍微好一点的可能就是五姨太杨氏这一支，杨氏是天津宜兴阜人，出身比较低微，但是比较会理财。后来，袁世凯就把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了杨氏。后来，杨氏的后人都会理财。

比如我的六伯父袁克恒、九伯父袁克玖后来搞启新洋灰公司、水泥公司等实业，他们很聪明。

袁世凯只要发现身边的人有才华，他就会主动在经济上给予帮助，送他们出国留学，比如顾维钧等人都是他送出去的。袁世凯最大的特点就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为亲。

尤其他跟徐世昌，真是莫逆之交啊。他当初资助徐世昌盘缠，让他进京赶考。后来袁世凯在各个重大事件中，他都会与徐世昌交换意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与徐世昌商量，如何跟日本人周旋。

凤凰历史：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是后人对他诟病最多的一件事，家人眼中此事的面貌是什么样的？

袁家诚：我们家之前还有袁世凯朱批的《二十一条》原件。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抄走了。文革结束之后，还给了我们。我们每家都将其影印，原件则捐献给了天津历史博物馆。

所以他当初对《二十一条》持什么意见，我们都可以从这份朱批中看到。袁世凯在里面写的很清楚，《二十一条》中的第五款根本就不能谈，要谈的话，就等于日本把整个中国就全控制了。

在这期间，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他曾派咱们的特工到日本去，去了解日本的《二十一条》是否经过了御前会议的批准。日本有没有打算打仗的准备？对此他做了好多工作。后来他发现，《二十一条》根本没有经过日本御前会议的决策。另外，他花钱让在中国的日本浪人去了解，日本的侨民有没有回国的准备。如果他们纷纷回国，那就说明真的要打仗了。但是他发现日本侨民没有丝毫动静。所以，他知道，我可以与日本人周旋，尽量拖延时间。

因此，他才把《二十一条》对中国的危害降到了最低。胡适先生曾评价，在弱国无外交的历史上，这一次中国还算是成功的。后来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外交。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

在签订《二十一条》的那段日子，袁世凯还委派张作霖在东北牵制日本，所以东北的日本侨民晚上都不敢出门。日本人恨透了张作霖。

袁世凯后来还下命令，谁要是敢卖给日本人一寸土地，杀无赦！所以日本人根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日本人对此非常恼火，所以日本人不愿意让我祖父这样的人在中国进行统治。日本人恨透了袁世凯。

日本的首相大隈重信派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条款带给了袁世凯。但是，递交条约的正经渠道应该是通过外交部，但是日本没有。袁世凯非常恼火，而且日置益非常狡猾和骄横，他说，总统，现在的革命党人与日本在野的民间组织（主要指黑龙会，专门搞暗杀）交往很密切，如果您答应这些条款，我们会帮助您剿灭革命党。

袁世凯根本没有接日置益的这个话。后来日置益就灰溜溜的将《二十一条》放在桌子上就走了，等他走了之后，袁世凯一条一条审看，并做了朱批。看完之后，袁世凯召集内阁成员进行商议，比如曹汝霖、徐世昌、段祺瑞等人，研究如何与日本进行对抗。袁世凯其实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段祺瑞是主张与日本人开战的。所以，袁世凯就让段祺瑞偷偷运兵，准备武器。

这个事后来被英国公使朱尔典知道了，朱尔典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常要好。朱尔典非常着急，他就跑到总统府，非要见袁世凯。结果那天袁世凯没在，朱尔典就对总统府的人说我一定要见他。我看到段祺瑞在准备打仗，中国现在打不了，如果开战的话，中国必将亡国。所以，千万不能打。说着说着，朱尔典还掉了眼泪。后来袁世凯知道后，就问段祺瑞，如果开战的话，你能坚持多长时间？段祺瑞说，顶多四五天。袁世凯问，四五天以后怎么办？段祺瑞说，没办法。所以袁世凯决定，还是用谈判的方式和日本人周旋。希望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时的外交部长是孙宝琦，跟我们家也是亲戚。他的五女儿嫁给了我的七伯父袁克齐。孙宝琦与日本人谈判不是对手，袁世凯就不得不把他换了，换成了陆徵祥，他可是谈判高手。袁世凯告诉他们，跟日本人谈判，不能一起谈，要一条一条谈，拉长时间。

日本人想在一周之内逼迫中国政府就范，因为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期，所以日本人想趁此时机，把在满洲的俄国人利益划为己有。所以，日本人就跟陆徵祥说，我们应该天天谈判，尽快达成一致。但陆徵祥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有很多事务要处理。日本人说，那我们就谈三次。

在谈判那天，陆徵祥又想出了新办法。日本人有茶道的传统。所以，陆徵祥就安排与日本人喝茶。这喝着茶再加上观赏茶道，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进行谈判了。所以，日本人从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谈判一直进行到了5月，5月9日签的字。日本人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太着急了，所以在5月7日下了最后通牒，说如果不签字的话，我们就要动武了。这样中国才不得不同意签字，但是最后只剩下八条了。

袁世凯在签字前曾召集心腹开会，说虽然我们签了字，但是我还有办法。我可以让张作霖在东北牵制日本，让日本人一点好处都拿不到。

“弱国无外交”，袁世凯不得不决定签字。但是签字之后，袁世凯还写了一个总统密令，让大家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我们十年以后与日本再见面。

凤凰历史：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曾经还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二十一条》这个条约的内容是袁世凯让人故意散布出来的，以求获得国际上其他列强的干涉。

袁家诚：是的，是让顾维钧透露给各国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啊。美国和英国后来都提出抗议，说你不能独占中国的利益。美国还插手说，日本的这些条约要求有损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是坚决不可以的。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还是挺公正的。这个抗议把日本人气坏了，因此日本人特别恨美国人。这可能也促成了后来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太平洋上跟美国开战。

日本人特别憎恨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前，袁世凯已经跟日本人在朝鲜交过手，那次交手日本人是失败而归。日本人所以一直恨袁世凯。

所以袁世凯死了之后，他还给自己写了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其实袁世凯还是期望走共和之路。

凤凰历史：您刚才谈到袁世凯不吝惜钱财，据我所知，他还创办了很多新式学校，引进了很多新式的机构。

袁家诚：以天津为例，现在有一个医院叫水阁医院，就是袁世凯投资让金韵梅创办的。金韵梅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袁世凯发现她是个人才。于是还让她创办女子医学堂。

此外，袁世凯还投资创办女子师范学院，袁世凯甚至让自己的夫人也去女子师范学院上学。

凤凰历史：下面，您能简单谈一下您家的情况？比如您的父亲。

袁家诚：我们家是袁世凯四夫人吴氏的后裔。我父亲袁克坚曾经在哈佛大学留学，回来之后曾经在宋哲元手下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英文秘书。后来就不乐意做了。

解放之后，我父亲更不乐意出来做事了。因为一出来工作，你就不得不对他父亲袁世凯进行负面的批判。因为当时的评价都是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为了做皇帝，答应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父亲知道，这不是真实的情况。

后来我父亲没有工作，只能吃祖产。我们家在解放前，除了我爷爷袁世凯的遗产外，还有我母亲带过来的遗产。我母亲陆毓秀是曾经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所以我父亲结婚的时候，陆建章陪嫁了40多间房子。后来就靠这些祖产一点点变卖，最后坐吃山空。直到我结婚的时候，就剩了一间小房。

现在有一套王芸生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那里面比较真实客观反映了那段历史。

凤凰历史：您是解放之后上的小学，您上了小学之后，怎么面对您的爷爷所带来的这些影响。

袁家诚：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上历史课我都会偷着掉眼泪。那个时候，上学都会讲《八十三天皇帝梦》，每次讲这本书，同学们都会看我。我这时候就特别受不了。这我觉得很委屈，因为历史课本上写的和我父亲告诉我的并不一样。陈伯达还专门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人民公敌蒋介石》。

我们又不能辩解，我们也没有话语权。毕竟，我们家族的历史，我们自己辩解，没有人会相信。所以，只能让历史学家去写。后来我就不会在跟人说，我是袁世凯的孙子。我也不再去看和我家相关的任何书籍。

那个时候，我们只好夹起尾巴做人，暂时不再考虑这些事情。从上学到工作，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努力的学习和工作，一心报效祖国。

我从小学开始，我的学习分数就特别好，一直名列前茅。结果，我考大学的时候，必须要填一个家庭调查表。因为我父亲生前没有工作，所以我就不知道成分那一栏应该写什么。我自己就往上算了一辈，算到了我爷爷袁世凯。于是，我就在成分那栏写了北洋军阀。没想到，这四个字让我五次敲不开大学的门。

我的遭遇真的很惨，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既不能报效国家，又不能像我哥哥袁家骝那样光宗耀祖。我曾经想做袁家第二个博士，但就是生不逢时。

我又不想沉沦在社会底层，当一个月只有17元的学徒工。所以，我决定上夜大学知识。后来我就到天津妇产科医院工作，做的是后勤的工作。1970年，政府落实毛泽东“把政府工作落实到农村”的“六二六”指示，我就被下放到了内蒙。在内蒙我就学了放射影像学，结果就有了专业知识。我刻苦学习，后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医院想留我，但遭到我所在的公社医院反对，我就只好回到了公社，在公社待了整整8年。

这里还不得不说到我们家当时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太太徐文贞，她是看着我长大的。她最早是我母亲的陪嫁丫头，和我母亲一起嫁到袁家的。我是背着她，和我一起上了火车来到内蒙的。我对她非常孝顺。但那个时候内蒙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厕所都是用土坯围的。那么大岁数的老太太，根本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我不得不又把她送到三河市她女儿家里。老太太一辈子都不想回家，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一直惦记着我。她就像我母亲一样。

我送她回来后，因为内蒙生活条件太差影响了她的身体，再加上回来之后又特别想我，所以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我那个时候非常难过。

她特别疼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写大字报一宿没回去，老太太就一个人拄着拐棍在门口等我。我俩一直相依为命。

凤凰历史：袁世凯一生还有一个大的污点，就是刺杀宋教仁。对此，您怎么看？

袁家诚：宋教仁还是很有才得，我祖父非常欣赏他，袁世凯打算邀请宋教仁到北京组阁，请他当总理。后来就在上海火车站遭到了暗杀。

宋教仁死后，社会舆论都说是袁世凯暗杀的宋教仁。袁世凯就说，我怎么会这么傻，我要是想杀他，我随便派一个人到南方就能杀掉他。我为什么要在请他来北京的过程中，杀掉他呢？现在很多证据都显示，宋教仁之死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内讧。

凤凰历史：另一件事，就是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是否是告密者？

袁家诚：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带着枪夜访法华寺，去找袁世凯，跟袁世凯说，今天如果你不答应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那我就跟你同归于尽。谭嗣同说，如果不杀掉阻挠变法的老朽，我们国家没有希望。

谭嗣同和袁世凯谈了一宿。袁世凯后来跟谭嗣同说，派我的士兵去围园捕后，我平常教导我的士兵必须要忠，必须要孝，我的士兵恐怕不会听我的指挥。

在变法刚刚开始的时候，光绪就曾召见过袁世凯，加官进爵。袁世凯那个时候，就察觉到，我无功受禄，肯定不是好事。袁世凯其实根本不想介入帝后之争。

所以，袁世凯一直与徐世昌商议，该怎么办。袁世凯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如果我支持西太后，废掉光绪，那么我就把西太后陷于不仁不义的位置，我自己也无法报答光绪的知遇之恩。如果我倒向光绪，废掉西太后，那么我就是陷光绪于不孝。所以，袁世凯就一直拖着谭嗣同，就不派兵。

凤凰历史：有一种说法是，最早知道谭嗣同等人要发动兵变的是荣禄，后来袁世凯迫不得已，才在荣禄知道之后，将谭嗣同夜找袁世凯的事，报告给了荣禄。

袁家诚：是的，其实荣禄早就做了准备。他派聂士成的两三万部队驻守芦台，袁世凯的5000新军根本不可能与之抗衡。而且，这种不忠不孝的事情，我爷爷也做不出来。

到清朝退位的时候，我爷爷为何主动给清廷那么宽厚的优待政策，这其实也是他忠孝的表现。

有人说，既然袁世凯忠孝，为何还要让溥仪退位？那个时候，革命党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满清的八旗衰弱到根本无法抗衡。这也是无奈之举。

凤凰历史：还想问您一下，您的哥哥袁家禧的事情。他因为是袁家的后人，命运非常曲折？

袁家诚：是的。我和我哥哥从小受到我母亲的影响，知道要忠孝节义。我们小的时候，正是日本统治时期，那个时候，因为上学都必须学日语。所以，母亲坚决不让我们去日本学校上学，所以我母亲就在家里跟我们请家教学习。

解放之后，我们才正式作为插班生去上学。我哥哥这个人特别孝顺。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有一天，我和我姐姐在外面玩。那个时候，我母亲病重，找了大夫看病，也不见好。

我哥哥于是决定割自己的肉作为药引子，希望我母亲的病能够赶紧好。我哥哥就用父亲的刮脸刀，在左臂上割了一大块肉，然后去了我父亲的书房。

我父亲那个时候正在谈曼陀林（编者：一种小型的弦乐器），他一看我哥哥拿着从身上割下的肉进来，非常吃惊。我哥哥就说，拿这块肉给我妈妈做药引子。我父亲赶快拿七厘散给我哥哥包扎了手臂。

后来我哥哥还跟我姐姐和我说，你们不许跟妈妈说，不然就不灵了。

后来我哥哥在高中的时候，报名参军。还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以求报销祖国。1952年6月，因为他胃出血，不得不转业复员，回到工厂。他工作积极努力，还被评上了市级防汛模范。因为工作出色，1956年8月他被保送到北京矿业学院带工资读书。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学习苏联，开始设立体育等级考试，每个学生必须达标。于是，很多学校都开始出现了作弊的情况。我哥哥看不惯，就跟学校领导举报。结果，遭到他们班班干部的憎恨，班干部抓住他的出身问题大做文章，说我哥哥有右倾的倾向。准备对我哥哥进行批斗。

我哥哥知道后，非常着急害怕。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在一天晚自习的时候，自己拿着一瓶汽油来到教室，将汽油倒在了自己的左臂上，点火自焚。

更糟糕的是，从那以后我哥哥的精神世界也开始崩溃。这年秋天，他就被矿业学院要求退学。

回来之后，他所在的工厂也把他辞退了。他做过很多工作，但是都是临时工，很多人一听他精神有问题，就不会再雇佣他。后来，我哥哥的开始出现幻觉，而且越来越严重，他老是觉得有人在骂他。

我哥哥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962年，我哥哥就跳了海河，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凤凰历史：说到袁世凯搞帝制，有种说法是因为他是受到儿子袁克定的欺骗。

袁家诚：这个事情有。不过袁世凯搞帝制，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儿子。袁世凯决定称帝的时候，冯国璋曾经问过他，说你怎么要搞帝制。

袁世凯说，我当皇帝和总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我的权力都是一样的。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家天下。我的大儿子袁克定是个瘸子，骑马摔得。我的二儿子袁克文，根本无心仕途，他就喜欢唱戏、画画，是个风流才子。

袁世凯恢复帝制，是觉得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出路。他觉得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帝制时代，一下子变成美国的共和制，根本是不可能的，没有群众基础。袁世凯觉得，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共和制国家搞得很糟糕。议会开了又开，一件事都决定不了。袁世凯就觉得应该效法日本、英国，走君主立宪的富强之路。

袁世凯有一个美国顾问，叫古德诺。他1915年任期满了，准备回国，袁世凯就请他对中国未来提一些建议。古德诺就跟袁世凯说，你们中国的国民素质没有美国国民高，而且美国的政治基础好。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最早创立美国的人也都是来自英国，所以他们可以在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基础之上，发展共和制。但是中国不行，你们一直是君主专制的国家，很难直接跨越到共和制。

第二，美国人都是有信仰的，信仰基督教。中国老百姓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推翻之前的王朝，以求建立另一个王朝。

古德诺说，你们搞共和制，按照你们的古话就是削足适履，将来必定会遭遇危机。

袁世凯对此非常同意，而且袁世凯觉得，权力应该要集中。如果每个人手里都有权，都有部队，谁也不服谁，中国还会继续乱下去，无法统一。

袁世凯这才决定走君主立宪。袁世凯当上皇帝之后，他所选择的接班人，并不是自己的子女。他选的接班候选人，一共是三个，分别是段祺瑞、徐世昌和黎元洪，根本没有袁克定的事。

至于你说的，袁世凯受到袁克定欺骗，这也是真有其事。袁克定伪造了好多国外的报纸给袁世凯，说国外都支持袁世凯称帝。

后来朱尔典来见袁世凯，说你为何要称帝。袁世凯拿出袁克定伪造的《泰晤士报》说，你们不是支持我么？袁世凯这才发现，他是被骗了，后来痛打袁克定。这都是确有其事的。

其实袁世凯后来也想过，做了皇帝会不会天下人都来反对我，包括陆建章等人都劝过他，不要做皇帝。但是，杨度等人一直在他身旁鼓吹他。袁世凯觉得，君主立宪确实有好处，所以他才决定要称帝。

凤凰历史：现在，人们对袁世凯的评价似乎在逐步的提高？

袁家诚：是的。后来我看到了南开大学历史系郭建林教授写的《瑰异总统——袁世凯》。他后来跟我说，我跟袁公不沾亲带故，但我觉得，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