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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等立宪派士绅不信认革命党:革命幼稚偏激

2012年04月01日 12:08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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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年底,江浙等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组成33人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1910年元月,张謇在该团出发前曾设宴饯行,并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壮行色,还连夜为他们改定《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此次赴京请愿未能取得任何结果,但立宪派毫不气馁,紧接着又发动第二次请愿运动。1910年6月,各省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10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入京请愿代表有150余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者则号称有30余万人。清廷再次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并严辞告诫请愿代表:“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但立宪派仍未退缩,他们公开宣称:“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并预定在宣统三年(1911)年初举行第三次请愿,各省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至少须百万以上,来京代表凡路近省份须百人以上,偏远省份至少须50人。他们决心以更大的声势,与包括“不承认新租税”在内的更为切实的斗争,迫使清廷立即召开国会。清朝政府对请愿运动日益扩大的趋势深感恐慌,谕令民政部与各省督抚立即把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随即又命令直隶总督将倡议全国学界罢课请愿的温世霖逮捕并发配边疆。

国会请愿运动表面上好像徒劳无功,但它显示出立宪派不仅代表一种无可阻遏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较大的政治实力。他们企图在反动与革命之间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道路,相当于后世人们所说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这股政治势力原本指望清朝政府能够顺应世情民心,认真执行政体变革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与法治,从而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可是顽固而且愚昧的皇室集团,却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冷酷排拒,把这个温和的派别逐步推到自己的对立方面。张謇早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中即已警告:“侧闻都察院新章,士民上书之限制甚严,是欲塞天下之口也。设请愿之来,竟格于院例而不达,至于再,至于三;或达而不获请,亦至于再,至于三,恐内外将有不美之观念。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对于清廷来说,这段话真是不幸而言中。

当然,张謇和汤寿潜即令在“至于三”之后也没有马上成为袖手旁观派,皇室集团对他们颇有笼络之举措,他们也曾做最后的忠告,但余剩的一点幻想终于因为辛亥革命的迅速爆发而完全破灭。历史的结局往往形成于合力。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一般历史进程中,“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注:恩格斯:《路德维希·弗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重新解读辛亥革命及其结局颇有帮助。

当时中国存在着三个营垒,或许也可以说是三种政治力量。一是以清朝皇室集团为核心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反对任何剧烈的政治变革及其可能导致的权利再分配。二是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兴绅商阶层,他们虽已获得部分既得利益,但却期望通过温和的政治体制变革获取更多的权利,因为旧体制已经严重妨碍他们所从事的各项近代企业、事业的发展。三是以革命派为代表的社会中等以下阶层,或可称之为非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进一步区分,其中又包括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与广大自发反抗的劳苦群众两个部分。

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党人是社会变革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最早接受、服膺、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并且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以期最终摧毁君主专制制度与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他们人数很少,为了向强大的反动政府挑战,必须向社会寻找其他可以合作的力量。当时还没有可能进行科学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党人只能做比较模糊的社会阶层区分。杨毓麟把革命党人定位为:“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而革命党人的职责有二:一是“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一是“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最终是取代现存上等社会的统治(注: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615页。)。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体上就是这样进行的,先是着重联络会党,然后转向争取学生与新军,并且以各地群众自发反抗作为依托。

革命党人认为自己处于上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间,这是就社会地位与政治角色而言。但是他们似乎并未认识到,至少是没有明确认识到,在革命与反动两大营垒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颇具实力与影响的中间营垒。革命派对立宪派怀有本能的憎恶,因为立宪派从一开始就企图以温和的改良来化解革命,何况后者与反动营垒还存在着许多相互依存关系。但是,他们虽然与海外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与国内以张汤为代表的立宪派尚无深仇大恨。因为梁启超等曾经利用过他们的旗帜来与其争夺海外阵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场生死斗争,必须如黑白之不可混淆、冰炭之不可相容,彻底划清界限。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则性的政治分歧,但是却谈不上什么严格意义的激烈论战。这并非由于国内立宪派缺少能言善辩之文士(如孟森、雷奋、杨廷栋的口才文笔均为一时之选),而是由于他们在国内享有比较广阔的活动空间,不必像海外立宪派那样与革命派争夺有限的群众基础与安身立命之所。因此,革命派不仅支持并参与立宪派主导的某些大规模群众斗争,甚至期望通过这些斗争推进革命形势并扩张自己的力量。

国内立宪派也把自己确定为中间的地位,不过他们所说的“通官商之邮”,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协调者,并未把商和人民看做是真正的社会下层。同时,他们虽然害怕和反对革命,但并未把当时力量与影响都比较有限的革命党当做对手。他们渲染革命暴烈的恐怖,当然也泄露若干内心的隐忧,但主要还是借此威胁与逼迫清廷分出若干权力。他们抗争的主要对手是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而不是羽翼尚未丰满的革命党。张謇等人起初对革命派了解甚少,以为无非是幼稚少年过分惑于自由平等之说,或是由于种族成见太深因而趋向愤激。但他们更多地是以贤良长者姿态出现,侧重于对倾向革命的学生进行开导和劝说。甚至当同盟会成立后,大批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而纷纷归国之际,张謇虽然认为学生“浮嚣”,但却与赵凤昌积极筹划接待与安置。当时由于两任驻日公使蔡钧、杨枢夸大事态,盛传回国留学生多为革命党,名为爱国实则革命,形势颇为紧张。张謇却不以为然,经过向留日学生调查,在日记上表明自己的看法:“知杨使所传革命事不尽确,盖一二浮动少年激于鄂督之奏疏、政府之意向,持论过激而孙党乘而煽之,亦数十人而已。而杨使畏葸,乃故张而大之也。”(注:《张謇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此前,上海发生“苏报案”,蔡元培遭通缉。案发前,汤寿潜已通过元培之兄元@⑧劝其逃避。辛亥革命爆发后,汤被推举为浙江省首任都督,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革命派强烈排拒梁启超等回国,但却很快向以张汤为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寻求合作。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立宪 革命党 张謇 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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