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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张謇的政治态度和追求为何趋于保守稳健?

2012年03月31日 10:19
来源:清史研究 作者:杨东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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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张謇的性格特点使其政治追求更具独特风格——务实、求稳、善变的风格。张謇出身于一个普通农家,祖父因家境穷困而为赘婿,父亲时生活稍有改善,买了20几亩田,但张謇兄弟仍需参加农作并兼作杂工,其父的家训是“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生活环境的锻造和家庭教育的熏陶,使张謇成年之后仍保留着农民那种讲求实际,不尚空言,不务虚名,憨厚纯朴的性格。

《清史研究》1996年02月,作者:杨东梁,原题:略论张謇的政治追求

我们在审视张謇的政治态度和追求时更应着眼于深入探究形成此种追求的内在原因。

首先,应该看到真诚的爱国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乃是张謇政治追求的精神支柱。张謇二十一岁时离开家乡通海地区,从此,走南闯北,投笔从戎,飘洋过海,进一步开拓了眼界,使他对国内政局的演变,列强侵华的动向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甲申中法之役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尤其是甲午战败,割地之多,赔款之巨,屈辱至极,张謇“益愤”。随后各国纷纷攫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他见此情景忧心如焚。正是在这炽烈的爱国热情驱使下,张謇一度成为政坛上极为活跃的人物。

时代列车跨入二十世纪,戊戌后有意逃避政治的张謇终于重登政治舞台,投身立宪运动。他赴日考察,为的是学习东方邻邦的富强之道,回国后趋向实行君主立宪,正是赴日考察的直接结果。他深忧国势衰微,又感自身力薄,遂在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1904年2月16日)的日记中自责道:“海氛方恶,国势方危,区区一隅之地,一人之身所应尽之义务,曾未一一著有效果,而齿又增矣。可愧!可愧!”

另外,经济利益可以说是张謇政治追求的有力杠杆。尽管张謇兴办企业和教育的目的在于富国安邦,可实际的经济利益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态度。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天起,张謇开始了他的办厂活动,创业四年,至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从此,张謇正式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中的重要一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大生纱厂趁洋纱进口减少之机产销两旺。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大生”又因日纱在中国市场减销而获利更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大生二厂建成,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大生两厂的纯利累积已达370余万两,资本总额也增加到近200万两。也就在这一年夏天,张謇把他另外创办的19家企业合并组成通海实业总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后,他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航运、堆栈等企业。辛亥革命前,一个以纱厂为中心,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大生资本集团已经形成,而且张謇的投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28年之间,张謇共创办了各类企业42个。他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棉铁主义”的口号,梦想建立一个容轻、重工业于一体的民族近代经济体系。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大生两个纱厂的纯利也逐年大幅度增长,其中:大生一厂,1911年为201520两,1913年即达到367691两,利润从17.83%增至32.54%;大生二厂同期的纯利,也从112962两增至286821两,利润率从13.05%增至33.13%。丰厚的经济利润使得张謇更加看重市场的平稳,政局的安定。当“二次革命”爆发时,他最担心的是“实业生计大受损害”,甚至不分是非曲直,指责国民党抵抗派为“可恨!”其理由是“沪上罔死之民之众,损失市产之巨……即通(州)实业之受损亦数十万矣”。

除了爱国精神,阶级地位,经济利益对张謇的政治追求、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外,社会交往、人际关联和传统教育对他的政治追求也具有触媒的作用。比如好友范当世、周家禄等都敢于面对现实,抨击时弊,他们关心社会,关心时局,强调“行事当为天下全局,不当为一己沽直名”,希望张謇能“任天下之重而应世变”。对此,张謇都视之为金玉良言,以为“足以药生平之病”。这种朋友间的砥砺与切磋对于张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甲午到戊戌,张謇又与以翁同和为代表的帝党人物交往密切,并在他们影响下,参与了积极主战和变法维新,其对李鸿章主和误国的抨击更是震惊朝野,爱国热情跃然纸上。戊戌变法期间,张謇在北京的活动不过两个半月,时值变法高潮,他与翁同和频频接触,“无所不谈”。显然,翁同和“西法不可不讲,圣理之学尤不可忘”的温和变革思想在张謇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使他与康、梁主张不能合拍,对维新变法态度消极,终于在维新与守旧势力斗争激烈之际离开京城,置身局外。

张謇所接受的正统儒学教育对他政治观点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无庸置疑的。少年时代,张謇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九岁的张謇从海门训导赵彭渊学习朱熹的《四书大全》和宋明理学著作。两年后,张謇由家乡到了江宁,在这个东南的文化中心结识了李小湖、薛慰农、张裕钊等国内知名学者,号称桐城派大师的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同时,张謇还选读了一些中国史学名著,从16岁时起读《纲鉴易知录》、《通鉴纲目》,稍长,读《资治通鉴》、《三国志》、《史记》、《前汉书》。以后又读了《老子》、《庄子》、《管子》、《晏子》以及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深受明末清初朴学大师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张謇还对《周易》颇有研究,晚年屡屡自称一生得力于《易》。但是他对《易》的理解却着眼于“守正处中”,而不是其中的变化观点。长期接受封建旧式教育,又囿于科举制艺的束缚,使张謇不能不背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诚然,这里既有历史智慧的启迪,先哲思想的感化,也有传统惰性的困扰,封建毒素的纠缠,所缺乏的正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的滋养,因而其政治思想很难突破忠君爱国的格局。

张謇的性格特点使其政治追求更具独特风格——务实、求稳、善变的风格。张謇出身于一个普通农家,祖父因家境穷困而为赘婿,父亲时生活稍有改善,买了20几亩田,但张謇兄弟仍需参加农作并兼作杂工,其父的家训是“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生活环境的锻造和家庭教育的熏陶,使张謇成年之后仍保留着农民那种讲求实际,不尚空言,不务虚名,憨厚纯朴的性格。

张謇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不轻易接受某种观点和主张,他只相信通过自己亲身观察、体验后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一旦认准了前进的方向,追求的目标,就会不遗余力,孜孜以求,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开始,他追求政治改良,却与民权思想相抵牾,只是在亲自考察了日本后,尤其是在君主立宪的日本于日俄战争中获胜后,他才改弦更张,积极投身立宪运动。他醉心君主立宪,为之奋斗不懈,甚至当革命党人已首义武昌,他仍在动员南方清军“援鄂”。但张謇不是顽冥不化的人物,他讲求实际,不是不变,但不轻变,更着眼于善变,往往是在关键的时刻,在事态发展的转折关头,做出合理的选择。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1898年5月6日),正当维新运动步入高潮时,他赶到北京参与变法;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1904年5月7日),他欣然应邀去南京代张之洞、魏光焘起草请求立宪的奏稿;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年11月13日),他又与其他立宪派头面人物联名电请内蒙古各界人士赞成共和,成为转向共和的一次公开亮相。这三次政治态度的重大转变,当然与时局的变化紧密相关,但却不能视之为政治投机,而应该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合乎历史潮流的政治选择,同时也是张謇的个人性格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反映。

对于张謇的政治追求,以往论者见仁见智,评价不一,因而有必要对此种追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做进一步说明。

尽管研究者会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来发表意见,但无论如何似不应漠视张謇政治追求中合理而有价值的一面。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张謇 政治 态度 追求 保守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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