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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饥荒始末

2012年12月03日 01:0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兰台

丁、第三十六集团军节食救灾: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驻防新安,曾拨振粮4万斤,交由各级政治部会同新安县政府督同地方保甲长散发灾民,以资救济。

戊、第九十三军节食救灾:第九十三军全体官兵减食一日,计得大米28,493斤,拨豫省振灾。

己、豫南挺进军节食救灾:豫南挺进军全体官兵于1943年元月份节食小麦11,284市斤,救济该军驻地各县,分配确山4,000斤,正阳3,000斤,遂平2,000斤及汝南2,284斤。另外,该军总指挥田镇南是豫府委员,又将应领俸中捐助5,495.33元,及应领1-6月公粮4石4斗一并捐充救济,豫府除将上项捐款汇案配发急振外,并将所捐公粮拨交归耕灾民鲁山招待所领发灾民以资救恤。

庚、第一六六师节食救灾:该师官兵多是豫籍,情关桑梓倍切萦怀,曾1月皓宥两日,全体官兵各绝食一餐,共节军米8,865斤以振灾胞。该捐粮由省振济会派员洽领转发灾黎。

辛、后方勤务部第五办事处节食救灾:后勤部第五办事处久驻内乡,目睹灾荒情殷救济,全体官兵一律节食一日,共计节余小麦1,800市斤,全部捐充救济。该粮由该处配拨方城1,000斤,内乡800斤。(摘自《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作者:王小静)

然而如果这些“完美”的赈灾措施都落实到纸面上,1942年河南旱灾为何能饿死数以百万计的河南民众呢?

1、河南大小官员舞弊

在赈灾过程中,侵吞赈款案屡屡发生。如马国琳和李汉珍贪污平粜基金案。1942 年时,重庆国民政府曾拨给河南省救济款法币一亿二千万元(实际是贷款),河南省政府将此款交给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与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办理平粜解救灾荒。而马、李两人利欲熏心,竟盗用一部分平粜款,收买美金公债,由洛阳转到重庆,从中牟利,直到 1943 年河南灾情即将解除时,才从外省购来一批发霉的小麦,强以高价配售给各县。[129]

又如 1943 年3月,重庆中央政府拨给河南8000万救济款,河南省局“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让它生息增值”。又因这些钱 “都是面值 100 元的钞票”,需在银行兑成小票,才能在市场流通,而“一张 100 元的大票只能兑换回 83 元的小票――1 元的,5 元的和 10 元的。”银行从中侵吞巨额救济款。再如三青团河南省支团部主任及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委员王汝泮,利用职务之便贪污 200 万元救济款,并以此款购地 500 亩,一夜暴富。

浮收、盗卖比比皆是。如汝南十九店,以往组织有私仓积谷,用意在平时积蓄,荒年开仓放赈,仓库主任付伯明趁粮价高涨有利可图,将 1500 石存麦盗卖净尽。该县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59000斤。

邓县田管处的黄剑峰,1942 年“浮收征实征购为数至巨”,盗卖净尽。叶县,仅 1942年用大斗浮收麦粮 50 万斤,南阳县两个仓库主任冯香甫、王怡风,合伙盗卖公粮。

邓县“各乡镇长,贪污成风”,白牛乡长王协一、高台乡长高杰亭、王集乡长曾征瑞、太平乡长李修杰,桷林乡长杨亮岑等,仅仓麦一项,俱舞弊在百万
以上。

平粜舞弊案更是时有所闻。如 1943 年,中央拨巨款令河南省府到邻近有粮的省份购粮,平价出售以救济灾民,西安购委会竟“拿着 3 亿粮款大量贩运私货,发了难以数计的血腥财。”

在叶县,民政局派人赴界首购买平价粮,“当第一批平价麦购齐运回经逍遥时,粮价涨了一倍,负责人认为有利可图,授意在逍遥全部出售,从中获取暴利。携款又赴界首购麦,购到的麦却少了一半。”

1942年,襄城救灾委员会“派余俊崇等赴界首采购粮食,准备运回后平价出售给群众,余俊崇等购到粮食之后,运至漯河中途变卖,从中渔利”。另外,周口“有些官吏勾结粮商,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大发横财。”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42 河南 蒋介石 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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