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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饥荒始末

2012年12月03日 01:0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兰台

六、启示与反思

1、河南人为什么不反抗:东方专制主义下的恐怖统治和全面屈从

我们看到,灾难发生时的1942——1943年,河南还驻扎着40多万国民政府的正规军,而国民政府的基层组织直至地方保甲和基层武装如地方自卫团都完整的存在着。这些力量构成了那些百姓们无法反抗的直接压力。在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状态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全面的恐怖——全面的屈从——全面的孤独。由于“治水政府是用威胁进行统治的政府”,因此它足以阻止反对力量的形成,进而在社会心理上打消人们追求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愿望。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者公然声称“刑罚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它以各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怖措施将恐怖的情绪传递到管理方面、财政方面、司法方面,这些恐怖措施使服从成为良好公民的首要美德。驱使人们绝对服从的结构性手段,从起点上讲,纪律教育为绝对服从进行准备;从行为方式上讲,跪拜为绝对服从提供象征。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屈辱,甚至将屈辱加以美化,使其具有审美的价值……平民时时担心被牵连到政治灾难之中,因此谨小慎微、作茧自缚。一旦治水社会的某人遭到全面迫害的时候,他不仅遭到灾难、而且与人隔绝、更加身败名裂”(摘自:《极权政治研究:从西方到东方的视界转换——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扩展解读》,作者:任剑涛,载于《学海》2009年第2期)

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通百姓的选择只有一个——服从。“社会的成员由于生存在全面恐怖的威胁下,必然相应地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想活下去,决不能向不受控制的妖魔挑衅,对于控制全面的权威所提的要求,共同观念的唯一答复是:服从。而意识形态则把共同观念所推荐采用的方法固定化了。在专制政权下,服从成为良好公民的起码条件……孔子想象会有一个实现统治者最大合理统治限度的权威的存在。因此他坚决要求每一个官员都应该判断统治者的行动是否适当,在冲突变得严重时,一个大臣可以隐退。不过,理想的官员通常是服从他的统治者的;尊敬上司是基本的责任。平民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平民对于有关的问题是不能理解的,他必须“服从”上级权威和有识之士的命令。在孔子的理想社会中,犹如在印度和近东的理想社会中一样,善良臣民就是顺民。”(摘自:《东方专制主义》,作者:魏特夫,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如我们看到的42——43年的河南灾民中的大部分。他们甚至可以选择将自己最后一点存粮交为军粮后全家自杀或者默默饿死在逃荒路上,也很少出现宁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针对政府和军队进行反抗。

相反,当这样全面的恐怖统治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时,不服从和反抗的几率就增大了,一如1944年豫湘桂会战日军打垮了河南的国军之后百姓自发的将逃亡中的汤军缴械甚至杀死。正是由于专制政府施以恐怖统治的工具军队被外力打垮而带来了反抗的机会,从而使百姓对平时欺压他们的汤军展开了报复。但有机会不代表就一定发生反抗,其机理我们还需从另一面:政府的角度探讨。

2、国视民如蝼蚁草芥:专制主义习惯用整体概念抹杀个体价值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面对如此大的灾难,国民政府的关注点始终是“政府威信”、“国际影响”、“抗战士气”这样“崇高”的概念而不是正实际遭受着灾难的每个具体的百姓。似乎在这些崇高概念的名目之下,难民的重要性就显得无足轻重,就应当忍受灾难而别给“国家”“民族”抹黑。这个逻辑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抗战时期的著名灾难“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政府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本文摘自:《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作者:张千帆,来自:爱思想网站)

而这个轻重选择的背后,是专制主义惯有的逻辑——“哈耶克曾指出,由近现代以来理性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所滋生的“拟人化思维”方式,是社会科学中最具误导性的思维谬误。这种思维方式认为,所谓“国家”、“社会”、“秩序”这样的现象具有整体性实体的地位,如同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样,完全是脱离个体而客观存在。进而,这种集体主义论者将诸如“国家”、“阶级”、“社会”之类的聚合性概念视为一种先于个体价值而存在的价值实体,与个体的价值相比,这类概念更具价值上的优先性和首位性,集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价值。哈耶克认为,“社会”或“国家”之类的概念作为一个自足的价值实体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事实上的行为主体皆为个体,“集体”是不可能实施任何具体行为的;在逻辑上,集体只不过是个体的聚合,先有个体而后才可能有集体,而不是相反,因而,即便存在所谓集体的价值,也是以个体的价值为基础的,集体的价值是个体赋予的,是依赖个体而存在的。把集体视为一种如同个人一样的价值实体,犯了将集体“拟人化”的思维错误,阿罗的研究其实证明了,如果任何个体价值都被允许存在,那么将个体意志集结为一个整体性意志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将集体视为价值实体并确信集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价值,相对于集体而言则必然抹煞个体的价值,在政治创制上则会强调集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价值,要求个体服从于“集体的意志”。然而,“集体的意志”并不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则在政治创制上就蜕变为要求个体服从于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力量,其实质上是要求个体服从于某种专制性的政治力量。因而,从拟人化的集体主义思维出发,必然导致政治专制主义。以此反观今天的中国现实,民族主义被过分地强调,以某种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个体利益的行动频频发生,其思想来源概源于此。”(《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与当代中国的两种思潮》,作者:苏振华,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

我们看到1942-43年国民政府的选择和关注点正是这个逻辑的绝佳写照。也正是这个逻辑,让国民政府用自己的选择破坏了河南灾民不反抗的最重要的因素。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42 河南 蒋介石 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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