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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饥荒始末

2012年12月03日 01:0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兰台

2、“政府威信”与“贡献国家”

以军粮为重的另一面,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牵涉有关河南灾荒的事务上,始终是以“政府威信”为第一关注点。《大公报》因刊发披露河南灾情的报道并刊发社论而被停刊3天。河南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因为透露了具体灾情,被指责为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和张厉生会议讲话所称“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形成鲜明的呼应。

同时,河南当局对上级是马首是瞻,惟命是从,而对百姓则言出法随,毫不留情。他们一心只想完成军粮任务,好向上级交差,而毫不顾惜黎民的疾苦。对此,马毅堂、周鸿魁等在《1942年河南大灾之后》一文记载:“(1942年秋)粮食部长徐某(徐勘)电各省说:“今年的工作是以征实征购为中心,成绩好的给予奖励。”于是河南省府得电后,便将征实征购的数额分配给各专区。按各县实际能力,有成就者将数字先行上报。于是各专员当然遵命执行,省府很快就获得报齐的数字,便电粮食部略云:“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磬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徐某乃立即传电嘉奖,同时根据所报数字分配给一、五两战区;该两战区兵站总监部得到通知后,各派队向指定仓库要粮,结果颗粒无获,逼得厅局长、专员分赴各县逼索。这样一来,民间收存的种子、饲料均被搜索一空,人民饿死的更多。”在“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磬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冠冕堂皇的话语之后,国民党地方政府在“贡献国家”名义下加重搜刮灾民,连种子、饲料都不放过的形象昭然若揭。

维护“政府威信”也好,“贡献国家”也罢,灾民的生命就如此变成了“国家”这面大旗上的一点点缀。

3、“国际影响”为重

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美国记者白修德撰写的有关河南大灾的报道。灾情的披露使在美国访问并不断发表演讲的宋美龄大为恼火。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讲演,否认中国发生饥荒,还曾要求白修德的上司即《时代》杂志主编亨利·卢斯将白修德解雇,但遭到拒绝。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中原大灾肆虐时,重庆国民政府反而忙于救济同时发生饥荒的印度。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中国》中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这一年(1942年)中,就我观察到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而言,尽管他们说得动听,但其中绝大多数是表面文章。……许多这种官样文章是专门做给海外人士,特别是给美国公众看的。其中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是“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蒋夫人和其它一些知名人士负责。那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缅甸并切断了缅甸对印度的大米供应,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饥荒,饿死大约二百万人。当时中国的河南省也处于饥荒之中,其程度和孟加拉邦同样严重。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没有什么外国贵宾前往,重庆国民党就不承认河南发生了饥荒,而且禁止报刊提到此事。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河南饥荒救济委员会”……问题在于这个委员会是由国民党高级头面人物负责的。他们肯定了解中国的河南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做出一副姿态来关心一个外国所遭受的苦难,与此同时,却将本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事实严格保密。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应该对本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负相当的责任。”

“弃民保军”、“政府威信”、“国际影响”、“抗战士气”,换言之,所有这些顶着“国家”、“民族”招牌的概念都比组成这个国家的一个个百姓有价值的多。河南大灾的惨痛后果背后,露出了这样冷酷的逻辑。

 五、河南人民的顺与逆

 1、河南人的顺

张朋园先生曾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河南省政府曾云:“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据时为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金汉鼎忆)而在“深明大义”的背后是政府难以言喻的压榨。

(时任许昌县县长)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到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杨却俗先生回忆

乡约保长浮支滥派,农民视之如虎豹。征兵时任意点名,派工时随心浮派,派粮时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收粮时“百般挑剔,以湿折干,大秤收进,还有百分之五的虫吃鼠耗的折扣”。“人民诉冤枉,官府不断结”,“穷民无理,富势理足”。百姓苦于乡保长的敲诈勒索,编有顺口溜:“穷人怕饿,富人怕抢,没被抢的怕乡、保长”——王守义、李玉震:《蝗患记闻》

河南遂平县村民李某(档案中没留下姓名)答应第二天把家里藏的最后一点儿小麦交公。保长走后,他嘱咐全家人赶紧磨面,自己在面里下了毒药,一家人一起吃了顿饱饭。第二天保长上门时,这家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了。——(摘自《河南商报》)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可以看做是对这段时间河南民众凄苦命运最好写照:“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灾民开始吃草根、树皮,而且很快草根也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贫血,瘦弱,患病,然后面部浮肿。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为何河南民众宁愿卖儿卖女,宁愿举家自尽也不反抗呢?原因很简单:河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长年有数十万国军部队驻防,这既构成了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成为了河南人民身上的枷锁。手无寸铁的河南民众在以军队为靠山的保长、乡长面前,不堪一击。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42 河南 蒋介石 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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