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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之子忆父:24岁领导中共 延安整风中曾想到死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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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

1939年,中共方面决定把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送到苏联去治病,包括贺子珍、群先妈妈、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等都去了苏联。

群先妈妈离开国内时候已经有孕在身,不久,她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吉玛”。吉玛姐姐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到了苏联的一家保育院。没多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刘群先和金维映自此下落不明。有人推测她们可能在德国轰炸中牺牲了,但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有一点疑惑的:为什么单单是刘群先和金维映两人不见呢?这也是一个谜。

吉玛姐姐一直在保育院长大,后来和邓发的女儿邓金娜等一帮孩子一起被转入莫斯科伊万诺夫儿童院。父亲1930年回国后,再没去过苏联,他们后来也没有联系。所以父亲生前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妈妈自然也不知道。

1954年,吉玛姐姐和40多个在苏联长大的中国孩子一起回国。唯一能证明她身份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名苏联护士抱着半岁左右的吉玛,后面有两行用紫色墨水写的汉字:“博古刘群先的孩子。”据说是刘群先亲笔题写的。有一天,妈妈接到通知,说让她到中组部领博古的女儿。妈妈很是纳闷:从来没听说还有这个孩子。等见了面一看,妈妈觉得吉玛长得挺像父亲,确实是我们家的孩子,就把她领了回来。吉玛和摩亚一样,都从来没见过父亲,和母亲的相处也极为短暂。

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来看,太让人不可思议,可是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当年中共很多干部都把孩子留在老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陆陆续续把孩子找回来,其中包括林伯渠的儿子和邓子恢的儿子。林老给儿子取名林秉苏,邓子恢给儿子取名邓瑞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围人发现,邓瑞生长得越来越像林老,而林秉苏长得越来越像邓子恢,原来是老乡们把他们俩弄混了。林老和邓子恢商量了之后,把孩子换了回来,但名字都没有改。

吉玛他们这一批留苏的孩子回到国内后,都进入到北京育英小学读书。因为他们一句汉语都不会讲,育英小学当时特地给他们开了一个班,为他们补习中文。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完全俄国化,喜欢吃西餐,都不会使筷子,全部用叉子。所以我们平时看他们都觉得怪怪的。

父亲去世前,小秦钢、新华和我在父母身边生活。解放后另外几个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见过父亲的只有二哥、二姐和我。我们家的这些孩子,从小都在不同的地方长大,没有在一个家庭共同生活的经历,所以也不像普通家庭里的兄弟姐妹那样感情亲密。

二哥小秦钢是奶妈带大的,他对这位养母的感情,比对自己父母的感情还要深。那时候,我妈妈在抗大学习,只有周六才回家。我记得有一次回来后,妈妈发现家里的鸡少了一只,就问:“是不是阿福(小秦钢)回来啦?”找到他的养父母家一看,果不其然,他把自己家里的鸡偷了给养母。父亲牺牲的时候,小秦钢还是个孩子,对死也没有概念,他只是觉得自己的养母家从此也成了“烈属”,也会得到一份抚恤粮。

小秦钢非常聪明。他当年考取了留苏预备班到苏联留学,成绩也非常好。可是在回国之前,他想利用暑假寻找生母刘群先的下落,结果违反了纪律,在档案里留下了有叛国嫌疑的记录。问题是他自己并不知道档案里有这一个“污点”,不知不觉背了一辈子的黑锅。回国后,秦钢去哪个单位都不被接收,后来只好到北京航空学院做了实验员。海南建省之后,他下了海,才彻底摆脱了被黑档案影响的命运。二哥秦钢在今年7月不幸病逝,《海南日报》发了消息,称他是“海南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我们家一共有6个孩子。其中3个——大哥秦钢、大姐摩亚、三姐吉玛没见过父母;我和二哥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二姐秦新华因为是《新华日报》创刊那天出生的,所以她知道自己的生日;吉玛后来去苏联保育院查到了出生证,才清楚自己的生日。这样的家庭,今天看来也许非常特殊,不过放在那个年代,也是正常的。

“负总责”

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在仅存的那点记忆中,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忙。我睡觉的时候看不见他,等到我起来了,他又上班了。那时父亲的职务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编辑工作需要三班倒,所以他睡得晚又起得早。后来有些叔叔阿姨告诉我:在延安有两个人灯灭得最晚,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你父亲。父亲唯一一点“奢侈”的爱好,是在临睡前看文艺小说。如果还有闲暇时间,他就去翻译,那时也没有砖头,就用一块土疙瘩压着放在凳子上,边看边翻译。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他翻译出了很多著作。

父亲工作累了想休息时,就在窑洞前和我们一群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他一个大人和我们五六个小孩子打成一团,他若是赢了,就会非常开心地“嘎嘎”笑,声音特别大。父亲有一只耳朵不太好,所以说话声音非常大,我就喊他“母鸭子”。

1954年,我进入101中学读初中。101中学的学生大都是干部子弟,父辈们很多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对父亲有了概念,因为历史课上老师总是提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也不懂得什么叫“三次左倾”,但我还是知道爸爸是犯了错误的,对父亲的事情,潜意识里有种逃避心理。

父亲1907年生在杭州,却是无锡人。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秦家有一个著名的“寄畅园”,清朝康熙、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在无锡时都是由秦家接驾。可是到了我爷爷那一代,已经家道衰落,爷爷被迫将祖宅典卖掉。

父亲早年在苏州公专读书时,便是一个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9月,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一个月后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10 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乘船远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联人要求他们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取了“博古诺夫”。回国后,他曾用“伯虎”、“卜古”的笔名发表文章,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这后来就成了他的名字,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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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博古 红军 毛泽东 重庆谈判 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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